【文化】文通然后字順（10）

“每天早上起來不要跟我說話”

——舒乙說老舍

端午節，一個紀念投江詩人屈原的節日，我們來懷念一個投湖的作家老舍，他于一百一十一年前出生、四十四年前自沉太平湖。

老舍用文字為我們繪制了一幀幀生動的畫像，我們在里面看到了渺小、偉大、苦難、不屈、茍且、血性、忠厚、狡詐、優美、鄙俗……

《四世同堂》是“抗戰文學”的代表作，解放后近四十年方得完整出版；《龍須溝》是北京人藝的奠基之作，在1953年首演之后，即成為幾十年不再上演的“經典作品”；老舍的短篇小說寫于1930年到1936年的青島、濟南，他本人對這些零敲碎打的小品頗多揶揄，但或許，它們更接近于老舍看到的那個世界。

鄭振鐸和吳組緗都說過，老舍的短篇小說有傳奇性。從唐宋傳奇到老舍的傳奇，從老舍的傳奇到今天比傳奇更有戲劇性的現實人生，中國人往前走了多遠？

上升最猛的是老舍

文學像一條大河，奔流向前，最后真正留下來的是非常少的。200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起一個“百年百部”的作品評選活動，幾十位最有名的評論家秘密投票，各自寫出自己認為最好的一百部作品。第一名是魯迅，他一個人進去四部：　《彷徨》、《吶喊》、《阿Q正傳》，和他去世之后人民文學出版社幫他編的《魯迅雜文選》。第二名老舍，進去三部：　《駱駝祥子》、《四世同堂》、《茶館》。另有七個人進去兩部：　巴金、冰心、郭沫若……第七個人是誰都沒想到的汪曾祺。剩下一人一部，包括茅公（茅盾）。

從這個評選結果可以看出，對絕大部分作家的評價在下降，包括郭老和茅盾；魯迅不升不降；只有極少的幾個人在上升：　沈從文、蕭紅、張愛玲，上升最猛的是老舍。

原來對老舍評價不高。第一，他不是黨員；第二，對革命毫無貢獻。解放戰爭時他在美國呢，一待四年，解放了才回來。很多人看不上他，覺得他是摘桃派。

雖然他回國的時候人家歡迎他，但他充其量是一個愛國者。他沒寫過革命，沒寫過武裝斗爭、八路軍、新四軍，他寫的是老百姓?？箲鸬臅r候，他是文藝界的最高領袖，那是周恩來有意的：　絕對不要郭沫若和茅盾出來，否則張道藩就不來了，沒法統一戰線。老舍中間偏左，愛國，文學成就大，團結人，熱情，推他，張道藩肯定來。

一解放，必須推郭沫若和茅盾，老舍只能排在他們和巴金后面。但周總理知道老舍在抗戰時期很重要，也知道他文學上很有成績。當時周恩來就想，也不能只要郭老和茅盾。他突發奇想：　成立北京、上海文聯，分別讓老舍和巴金當頭兒。四大文學巨頭各有其位。

當時黨內三個人：　周揚、丁玲、馮雪峰，在他們之上是胡喬木——他是中央書記處的人。黨外四個人：　文聯主席郭老、作協主席茅盾、北京文聯主席老舍、上海文聯主席巴金。老舍一直任了三屆北京文聯主席，直到“文革”。

“文革”之后，對文學藝術的看法發生了改變。馮牧告訴我——他是周揚在延安魯藝的四大弟子 （張光年、馮牧、陳荒煤、林默涵）之一——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復出，主張開第四次文代會。

第一次文代會是在1949年6月，北京、上海兩支文藝大軍會師北京，開慶功會。毛澤東一貫主張革命成功靠槍桿子和筆桿子，他沒有召開工代會、婦代會、團代會，先開文代會。當時的文學指導思想依然是“文藝為工農兵，文藝寫工農兵”。文藝的路越走越窄。大文學家在這個時候就全都沉默了，因為不是工農兵，沒法寫了。

到了第四次文代會，鄧小平讓剛從監獄出來的周揚做主報告。周揚把四大弟子找出來，一人寫一章，他來總提調。為討論這個報告，鄧小平專門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他顯然秉承毛周的意思，重視文學。

周揚帶著四個弟子列席會議。胡喬木第一個發言：　這個報告不行，不可以再提“文藝為工農兵，文藝寫工農兵”，不可以再提文藝為政治，這些彎路走得太厲害。當時，有幾位中央領導反對胡喬木，贊成周揚：　毛主席的延安方針是既定方針，不可以改變。

鄧小平側著耳朵聽，大家都說完了，他來總結：　按喬木同志意見辦，散會。這就是后來的“二為方向”：　文藝為人民，文藝為社會主義。文藝的標準發生了變化，很多右派都出來了，王蒙、鄧友梅、劉紹棠……對老作家的作品也有了重新解讀的可能。

作者：《南方周末》編輯部 出版：上海書店出版社

怎么老舍還有這個??？

“文革”之后，老百姓一直不知道老舍有一部作品叫《四世同堂》，中文系的學生都沒看過。因為這部作品解放后沒有再版過——抗戰不寫八路軍、新四軍？北平雖然淪陷了，城外有游擊隊??！

1985年，北京的導演林汝為悄悄把這篇小說改編成二十八集電視劇，而且正好趕上抗戰勝利四周年。那年的5到6月份，歐洲紀念反法西斯勝利已經熱鬧得要命。到了8月，林汝為突然把《四世同堂》拿出來，從中央到地方高興得要命。怎么老舍還有這個呀？趕緊把《四世同堂》找出來重印。

后來，人們對《四世同堂》的評價越來越高：　雖然沒有描寫八路軍、新四軍，但起碼描寫了老百姓的愛國，描寫了整個民族的靈魂——長孫瑞宣是家里頂梁柱，抗戰以后，他面臨的選擇是忠孝不能兩全。他得掙錢養活一家老小，他出去抗日，家就垮了。老舍的意思是：　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是個很大的包袱，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都被這個包袱壓著：　中國不倒霉了嗎？肯定不能迅速組織起有效的反抗，肯定損失慘重?，F在清楚了，中國損失三千五百萬人，遍體鱗傷。老舍先生寫的是文化問題，文化問題過去算老幾??？階級斗爭放第一?，F在變了：　呦，這個作家太有遠見了！

老舍地位的提升跟讀者欣賞習慣的變化也有很大關系。過去講求思想性第一，說得客氣點，頂多是讓思想性和藝術性“完美統一”。后來藝術性第一，思想性降到第二。思想第一的是社論、政治報告，文學作品要稱王稱霸，還要看藝術性。老舍的作品好看、俏皮、動人，又不直奔主題，所以地位就上來了。

“他叫我傻小子”

我上學的時候，家里沒有他的書。他認為，作品寫完，就像潑出去的水，他從來不收集自己作品的版本。有得意的作品寫完，也不會給我們看。他肯定認為我們都是笨蛋。我后來總結他的想法，他一定認為好的作家必須是天才。有時候，他叫我“小乙”，有時候就叫我“傻小子”。

那時候，書店也少有他的書，解放之后，他的書印得多的，就一本《駱駝祥子》。

我們當時都是文學青年，我讀得最多的書是《靜靜的頓河》、《戰爭與和平》。他不看這些書，也不會推薦我們看。

大概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了一版很全的魯迅全集，新華書店第一天發售，他給錢讓我們買了一套。有一次，他突然拿出其中一本，跟我說：　你看，魯迅先生罵我呢——其實，魯迅沒罵過他，好像是說他地方味兒太濃。他崇拜魯迅，覺得魯迅說過誰都很重要。

我從1978年到1988年寫《老舍傳》，顯然要把他所有的作品再讀一遍。但我的偏重不是作品，是人生，而他的人生是大家所不熟悉的。這是有原因的：　第一，他是窮人出身，沒有家譜。第二，他有三段人生空白：　二十四歲之前，他是不為人知的窮小子；英國五年，是他步入文壇的關鍵時期，但一點資料沒有；在美國那幾年，也沒資料——因為他剛回來，就是抗美援朝，國內反美、仇美，一切與美國相關的話題都凍結了。

一個作家，才活了六十七歲，有一半人生不為人所知。別的作家都有傳記，只有老舍沒有。北京出版社出版作家傳記，以他為第一選題，到現在，別人的已經出版了三十多本，周作人都有了，唯獨他沒有。

北京文聯委托我調查他的人生，我當時還是工程師，業余時間做，用了差不多七八年時間，訪問了一百多人。我第一個作品是《老舍的童年》，寫完后給《人民日報》副刊《大地》，那時候，《人民日報》副刊剛恢復出版，沒稿子，把我的文章當長篇連載，吳組緗、王瑤都等著看。

老舍先生很奇怪，他在家里話極少。后來媽媽說了多次：　她新婚第二天，他就跟她約法三章——每天早上起來不要跟我說話，我絕不是跟你吵架，我得想我那兩千字（當時他的標準是每天上午寫兩三千字）。

但是家里只要一來人，他詼諧幽默得不得了。他是一個充滿了生活樂趣的人，比別人有趣，家里有花，有畫，有好吃的、好煙好酒，好玩的東西，大家非常樂意來。往往吃飯之后有余興，大家會表演東西。他會唱戲，會各種曲藝，會說笑話，玩意最多。很多作家，包括葉圣陶的日記里都寫過：　只要他在，誰都不說話，就聽他說，看他耍，他結束了，才退席，絕不早退。有一次，老舍酒后出狂言：“哼，我可以當總理。”

客人一走，他馬上一句話沒有，不是寫，就是想——他是一個大作家，一個故事就那么兩三句有真事的影子，很多東西都要自己編，那太難了。

滿腔熱血換來一瓢一瓢的冷水

他給我們最大的印象是勤勞。那時候他名氣大、歲數大，但是他沒有節假日，上午寫作，下午辦公，只要有功夫，就在家里練字。當時我們都大了，深夜路過他窗前，他還開著電燈，伏案工作。我們兄妹幾個就討論：　了不起……

但現在我想起來，那時候，他的內心可能是很孤獨的，大部分時間里，他沉浸在自己的創作里。后來他的悲劇在于，他一直覺得自己是窮人出身，理應成為新社會的一分子，但人家依然不要他。“文革”之前兩三年，已經開始批判茅盾、夏衍、陽翰笙，他的作品很難發出去了。老舍的作品居然被退稿！這在之前從來沒有過。

我做過卡片，那兩年，他的作品數量直線下降，最后一年只有一篇——是快板《陳各莊上養豬多》：“熱愛豬，不辭勞……干勁大，不識閑……越進步，越學習，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生命的最后幾年，他作為一個作家，已經被生生地抹煞掉了。他的滿腔熱血換來的是別人一瓢一瓢的冷水。

他那時候愿意不斷地修改自己的作品。解放前作品是不修改的，當然，題材不同，解放之前是小說，解放之后是戲劇，戲劇要跟舞臺工作者商量。但愿意多次修改，是他解放后的主要特點。

他經常朗誦劇本，然后讓大家提意見，這是他的法定節目。他聲音好聽，只要聽說他在家里朗誦，很多人都愿意來，那是一場享受。演員來的原因之一是想看他的樣子，聽他的語調，揣摩自己上臺以后怎么表演?！恫桊^》劇本第一次跟人藝的演員見面，不是印在紙上的，是他讀出來的。

那時候很民主，大家聽他讀完，猛提意見，他往往要把第一稿廢了，寫第二遍，再朗誦，再改……改得少的三遍，給人藝寫的《春華秋實》，重寫了十遍，一次五萬字，十次是五十萬字。家里都有手稿。

也有一些東西他是堅持不改的。周恩來看了《茶館》，有完全不同的建議，他把焦菊隱和于是之先生找來，談了一大堆：　第一，不贊成寫這三幕，不典型。他的“典型”就是黨史——1919年或1921年第一幕，1927年第二幕，抗戰第三幕。第二，他提了很多具體的建議，比如兩個灰大褂兒娶一個媳婦，這個情節不能要，對年輕人影響不好。但周恩來畢竟是周恩來，他對焦菊隱、于是之說：　這些意見是我個人的意見，將來有條件我自己跟老舍說，你們不要傳達。后來他也沒有找老舍，但老舍還是知道了——焦菊隱他們告訴他了，他聽后笑了笑，意思是：　我不改。

《也是三角》跟《茶館》里的灰大褂純粹是一個故事。我曾經研究這個現象，一個故事在一個作者不同年代的作品里反復出現的時候，一定有一個生活原型使得這個作者久久不會忘卻。像周恩來提的這個意見，他自己肯定會偷偷地想：　哼，這個是真事。

他喜歡小孩。他不會逼你做功課，不會問你任何學習上的事情。在他身邊生活很幸福，主要是你能偷聽他說話，那是一種幸運。

我畫畫兒，媽媽是大畫家，不跟她學。父親寫字極漂亮，但一筆畫都不會畫。報告聽煩了，他在筆記本上畫小人兒，那小人的五個手指頭跟樹枝子一樣扎杈著。但是他對美術有極高的見解。家里來客人了，他愛跟他們談畫，一個小孩在旁邊偷聽到了，不得了的有用。他說過，評價一張畫的好與壞不在技巧，在于有沒有傳遞一點新的意思。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