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市場經濟仍需大眾認同

                                                                             一
　　亞當·斯密被公認為是市場經濟的祖師爺。但是，在向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中國，亞當·斯密的名字雖然不時被提起，但這名字不過是一個“自由競爭”的符號，他的具體思想則早已被遺忘了。
　　最近聲言中國沒有貧富分化問題的張五常，就搬出亞當·斯密來為自己打氣。這實在是個歷史的諷刺。要知道，亞當·斯密不僅奠定了市場經濟的理論，而且是西方對中國最有洞見的觀察家。這后一點，很少被人們提起。而正是在這方面，他顯示了驚人的預見，乃至在他身后２００多年，西方的中國學研究已經成為頗為興旺的學科后，仍然很少有人能超過他。
　?。保甘兰o中后期，中國還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如果僅用ＧＤＰ算，比現在的地位威風多了。乾隆皇帝在世紀末曾驕傲地對要求開放貿易的英國使節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說，天朝的財富可謂應有盡有，根本不需要你們的東西。這話現在已經被看作是閉關鎖國心態的典型表述，充滿了井底之蛙的傲慢和愚蠢。但是，看看當時的貿易數字，中國大量的茶葉、絲綢出口歐洲；歐洲卻沒有東西能在中國賣得動，結果造成了龐大的貿易逆差，不得不用白銀支付。歐洲人趁著地理大發現在美洲開采了大量白銀。但是，白銀的主要歸宿地卻是中國。說那時中國是個“世界工廠”，恐怕并不為過。
　　然而，正是面對這個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亞當·斯密在其１７７６年出版的《國富論》中敏銳地指出：中國已經停滯有日。如果不改變體制，中國將不再可能有發展前途。他的這一判斷基于兩點觀察：第一，中國不執行自由貿易政策，只容許廣州一地為對外貿易的港口。第二，中國的貧富分化太大，有錢有勢的人太有保障，而小民百姓的生活和權利則缺乏基本的保障。
　　幾年前，西方一位不會讀中文和日文的史學家弗蘭克寫了一本《白銀經濟》，立即被翻譯成中文，儼然成了一方權威，在國內學術界引起轟動。他聲稱，在１９世紀以前，中國是世界經濟的中心，歐洲是邊緣。西方僅借工業化享受了短暫的風光。但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２１世紀歷史的車輪再度倒轉，中國將再度領導世界。緊接著，美國中國史學界最為閃亮的新星之一彭慕蘭出版的《大分流》，比較東西歷史，得出結論：在１８００年以前，歐洲的先進地區（如英格蘭）和亞洲的先進地區（如中國的江南）不分高下，很難看出誰更有發展潛力。但是，英國因為有所謂“地理運氣”，靠著利用北美的資源和市場，在工業革命中一馬當先。歐洲的所謂制度優勢，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并不重要。
　　雖然站在世紀之交的史學家在判斷歷史時有“事后諸葛亮”的優勢，但是，把他們的結論和二百多年前的亞當·斯密的洞見比較一下，高下自見。亞當·斯密身后半個多世紀，中國就在鴉片戰爭中慘敗，直到１９８０年代經濟起飛之前，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掙扎了一個多世紀仍然還是世界最窮困的國家之一。而亞當·斯密作出這一預見的時間，正是弗蘭克和彭慕蘭心中的中國經濟的黃金時代，是他們看不出西方比中國強在哪里的時期！

                                                                        二
　　我們不禁要問，２００多年后的學者，掌握了那么多的中國史料和幾代人對中國的研究，為什么在中國問題上還比不上僅有些道聽途說的材料的亞當·斯密？是什么使他們看不見亞當·斯密所看到的東西？以我之見，這里最關鍵的問題，是他們只分析經濟，不看政治過程對經濟的影響。
　　 亞當·斯密撰寫《國富論》時，西方的社會科學還未進入學科分立的時代。他首先是個思想家，其次才是經濟學家、道德學家。除了《國富論》外，他的另一部著作是《道德情操論》。道德和經濟，在他那里是水乳交融的。比如，他的自由放任的經濟學理論的一個基本預設，就是個人不僅有強烈的經濟動機，也有強烈的道德動機。因為他相信個人的道德力量，相信這種力量能夠最終使個人的經濟行為也造福于社會，所以才主張政府要置身于市場之外。如果這一基本的道德預設變了，他的經濟理論就得重寫。
　　 然而，在啟蒙時代之后，西方的社會科學迅速進行學科分化，經濟學成為一門非常專業化的學問。這自然給經濟學在技術上帶來了巨大的進步。但是，現代經濟學家往往在宏觀的社會政治關懷上要比亞當·斯密一代的啟蒙學者們狹隘得多。更重要的是，因為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中最規范化的學科之一，或者說是最接近“科學”的學科之一，就使經濟學家被神化。這些被神化的人物在發表對社會政治的評論時，往往忘記了自己的局限，忘記了他們已經不具有亞當·斯密那么寬廣的視野，用狹隘的經濟規則解釋一切，仿佛經濟規律是指導社會運行的惟一規律。這種傾向，在弗里德曼身上就有明顯的傾向。他要把道德的面向完全從經濟學里排除，不認為一個經濟人應該負有任何道德使命。這和亞當·斯密已經有了很大的分歧。而國內的主流經濟學家，在這方面更是變本加厲。所謂資本無道德，其實就是他們經濟理論的底牌。
　　如果單純從一時的經濟表現上看，１８世紀的中國經濟確實很了不得，不僅經濟總量世界第一，而且高度商業化。在這方面，彭慕蘭得出結論并不太離譜兒：當時中國的市場經濟在某種意義說比西方更“自由”，更接近“斯密型”的模式。但是，亞當·斯密關注的并不僅僅是市場上的“自由”，他對貧富分化也同樣注意?？上?，他這方面的觀察幾乎完全被后人遺忘了。
　　我們必須承認，人類迄今為止最先進最有效的經濟體系，是以產權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但是，市場規律并不是一個健康社會惟一的原則。甚至市場規律的良性運作本身，也需要一定的政治框架。這種政治框架，常常還和市場規律發生沖突。要了解這種復雜的關系，就需要跨出經濟學領域。
　　自工業革命把人類帶入現代社會以來，能夠長久成功的市場經濟，都鑲嵌在成熟的民主框架之中。但民主制度的演進本身，卻不是一個“按經濟規律辦事”那么簡單的事情。比如作為民主最早起源的古雅典的梭倫改革，就建立在免除窮人的債務的基礎上。這用我們現代的經濟術語分析，就是侵犯了放債者的產權。此舉界定了在公民權框架中的產權領域，意義深遠。當時的雅典貧富分化嚴重，許多窮人甚至不得不賣身為奴。這些窮人和奴隸加起來，遠遠超出了富人的人數。如果富人抱著自己的產權不讓步，窮人和奴隸聯合起來，就很容易推翻他們的統治。既有的產權安排也就不復存在。所以，梭倫通過免除債務，保證了窮人的公民資格，給他們一種“雅典公民”的政治認同，不至于跟著奴隸揭竿而起。這是產權秩序存活的基礎。后來雅典民主政體成熟后，成為一個商業帝國，照樣有貧富分化。但是，富人并不敢以產權的招牌炫耀財富。相反，他們把大筆資金捐助于雅典的公共事業上。道理很簡單：雅典城邦還是個小天地，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況且窮人手里都有選票，會當陪審員。人家看著你不順眼，很容易就把你“法辦”了。所以，富人要做兩件事：一是按市場規律賺錢，二是說服自己的鄰居：我賺了錢對你也有好處。這樣，大多數人才會尊重他的個人財富和整個經濟成功的基礎：產權。如果富人做不到第二點，那不僅是自掘墳墓，而且是對整個社會的失職。

                                                                        三
　　為什么自由經濟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能長盛不衰？因為作為市場經濟基礎的產權，必須經過政治過程的肯定才會有效。最好的肯定，就是在民主制度下人們對某種產權安排的自愿的承認。在民主制度下，富裕階層為了使自己成功的產權安排獲得政治上的肯定，就要不斷向有選票的老百姓證明：我發財致富對大家都有好處。比如在亞當·斯密時代，到美洲投資的利潤回報率要比在國內置辦田產的回報率高出一倍。亞當·斯密還憂慮這一現象導致的資本外流會削弱英國的經濟。但是，許多在美洲發了財的商人，竟做起賠本買賣。他們把資金投入家鄉置辦田產，甚至組織起來成立農業學習小組，鉆研和推廣農業新技術、新品種，教農民改進農田經營，甚至親自面試佃農。這些努力，無非是向社會證明：他們的財富并非使他們個人獲益，他們改變了整個社區的面貌。這樣，他們選區的選民就把他們選進了議會，使他們獲得了代表整個社區的政治權力。這樣，他們也就有了最牢靠的手段來維護使他們成功的產權安排。
　　當然，我并無意把原始積累時期的資本主義描繪得溫情脈脈。歐洲工業化初期對工人的剝削非常殘酷，這是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但是，這種殘酷剝削，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工業革命發軔時民主制度在歐洲各國還不成熟。在后來的發展中，勞工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則隨著其政治權利的提升而不斷改善。比如到了１９世紀末，英國的勞動階層已經有“貴族工人“之稱，主要是因為其生活水平比世界勞工階層高出一大截。
　　美國是先建立了民主制度，后有了工業革命，對勞工的保護就更迅速一些。建國之父杰佛遜周游歐洲時，看到早期工業革命時期小民百姓的命運完全被老板和金融勢力捏在手里，幾乎失去了人身的基本權利，于是痛心疾首，更堅定了要建立一個獨立自耕農共和國的信念。美國的勞工運動，在南北戰爭前工業革命剛剛萌芽時就開始。杰佛遜起草的《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是被勞工領袖頻頻引用的文獻。比如早期的勞工運動領袖Ｓｅｔｈ Ｌｕｔｈｅｒ稱工人是國家的“骨格和肌肉”，“對勞工的傷害就是對共和國的傷害”。他稱一天１２個小時的超長時間工作使工人變成了“精神和肉體上的奴隸”，破壞了憲法對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的保護。工人的自由應該高于雇主對契約的權利。這其實是重申了梭倫改革的原則：雇主擁有契約所賦予的產權——我給你工資，你給我一天工作１２個小時。這就像古雅典的富人給窮人提供食宿以保證其生存，窮人按契約提供奴隸般的服務一樣，是雙方自愿的關系。但是，當這樣的產權侵犯了一方作為公民的自由權利，形成一種奴役時，就必須廢除。
　　換句話說，產權作為一種所有權，受公民權或者人權的限制。你可以擁有財富，可以擁有別人提供的有償勞動，但是不能擁有他人。當你對他人勞動的所有權過大，乃至形成了事實上的人身擁有時，當你按照契約要求工人每天工作１２個小時，使其除了吃飯睡覺外，把全部的時間獻給雇主，喪失了個人生活而成為事實上的奴隸時，這種產權就無效了。
　　幾十年后，當西奧多·羅斯福就任總統時，經過工業革命洗禮的美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正處于“鍍金時代”的頂峰，造就了卡內基、摩根、洛克菲勒等一代實業家，金融家。而這些人，特別是卡內基和洛克菲勒，成功后又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但是，羅斯福并不滿足。他帶頭向大老板們要“公平交易”(ｓｑｕａｒｅ ｄｅａｌ)。他在１９０２年命令司法部用反壟斷法拆散大型鐵路集團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同時又幫助罷工的礦工和資方達成交易。他推行了一系列當時被認為是對企業不友好的法案。這不是因為他不喜歡自由競爭的規則，而是他希望建立一個讓大部分選民都能認同的規則。實際上，羅斯福并不是個溫情脈脈之人。比如他極力支持當時競爭到殘酷程度的橄欖球，認為這種生存競爭的游戲培養著美國人的良好品性。但是，１９０４年，當２１人喪身于大學橄欖球比賽，以哈佛校長艾略特為首的反橄欖球勢力要求廢除這一運動時，他立即把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的橄欖球教練召集到白宮，修改規則，限制野蠻行為，最后使橄欖球能夠存活下來。他對待以產權為基礎的自由經濟，也是同樣的態度：要有個多數人可以接受的規則，才有存活的可能。

                                                              四
　　從上述歷史可以看出，一個健康的市場經濟的長期運轉，要求大部分老百姓認同這種經濟的游戲規則。富裕階層必須有道德和社會責任，以自己的言行說服老百姓，他們的財富并不僅僅是為了他們個人的利益，還會給所有的人帶來福利和尊嚴。只有他們有這樣的道德自覺，有智慧說服普通百姓接受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我們才可能有一個小政府下自由放任的經濟。換句話說，產權是大多數人之間的契約，富人必須請求大眾保證自己的產權。
　　那么，這種大眾所賦予的產權，是否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訛詐呢？當然不是?？纯礆v史就知道，在民主制度成熟之前，產權一直是不穩定的。比如在中世紀，最大的資本市場莫過于富商對國王的貸款。但是，在這種金融關系中建立的產權是非常不穩定的。英王愛德華三世突然廢除了自己對佛羅侖薩商人們的債務，使這些巨富一夜之間破產。有的王室更加心狠手辣，會突然把向自己放貸的商人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以便理直氣壯地拒絕還債。至于國王看著誰富就向誰勒索加稅的事情，更是司空見慣。只有在民主制度確立了多數人的統治后，產權才有了穩定的制度保障。但這并不意味著產權是一種無條件的權利，更不是多數人欠少數富人的東西；相反，富人必須為自己在穩定的產權安排下獲得的財富，對限制了為所欲為的政府的多數人感恩戴德。
　　從這個角度分析，所謂中國基尼數字是多少才合適并不是問題的實質。問題的實質是老百姓是否質疑富裕階層財富的合法性，是否對自己目前的境遇心里服氣。這將決定多數人是否愿意政府采取一種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讓富人們放開手腳賺錢。所以，富裕階層不應該一味抱怨別人仇富，他們應該想一想自己怎樣讓老百姓像為姚明叫好一樣為他們的財富叫好。張五常說貧富分化是“胡說八道”，抱怨工人不愿意在廣東領６００元的月薪，乃至他朋友的工廠工人跑了一半。號稱只給富人蓋房的任志強也曾說他有錢也不給窮人，因為他從窮地方招來的保安放著管吃管?。常埃皦K的月薪不掙全跑光。這些話，其實透露了這些工人早已經不認同他們的游戲規則。用梭倫改革所確定的公民權對產權的限定的原則來分析，他們表面上有契約賦予的產權。但是，這種產權已經構成了對公民的奴役，失去了合法性。這也怪不得受雇傭的人會消極反抗。遺憾的是，他們的言論，則更是火上加油，用冷血式的態度，刺激大眾反對當前的市場秩序。
　　中國的經濟起飛已經有了四分之一世紀。財富總量已經翻了幾倍，餅已經做得很大。但是，社會矛盾突出。這說明富裕階層的言行尚未說服老百姓認同他們的財富，尤其是包括富裕階層的全社會對亞當·斯密式的市場經濟游戲規則還沒有認同。再看看日本經濟起飛四分之一世紀時（也就是１９７０年左右），不僅經濟發展一日千里，而且有全民醫療，終身雇傭，是世界上福利最高的國家之一；其工薪階層，即所謂ｓａｌａｒｙ ｍａｎ，以社會中堅自許，神氣活現。即使在前十幾年“平成不況”的長期蕭條中，還是社會秩序井然。這說明這個社會的大部分人都認同現有的秩序。
　　這種對照顯示出：中國未來面臨的最大挑戰并不是增長，而是人們對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的普遍認同。要塑造這種認同，就必須從保護一般老百姓的基本權利入手，讓他們能從自己的經濟活動中獲得公平的收益和基本的尊嚴。否則，我們的市場經濟，也只能在一個脆弱的基礎上得過且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