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鄒恒甫教授一個建議

■學界評議

鄒恒甫教授如果在學術自治制度方面進行一些嘗試，那他一定能贏得更多尊敬。

    ８月６日，北京大學人事部在其官方網站發布通知，不再聘任鄒恒甫博士為北京大學教師。這樣的結果一點都不出乎意料，出人意料的倒是過去一兩個月來把張維迎罵了個狗血噴頭的鄒恒甫博士，似乎沒有再發飆。
    那個事件讓鄒恒甫成了英雄。但是，現在看來，這個英雄實在只是個造反的草莽英雄而已：他更多地只是反對舊的大學治理體制，卻沒有告訴人們如何建設一種新體制。
    鄒恒甫看出了（其實所有了解現行大學體制的人都看出了）大學的種種怪現狀，包括鄒本人被除名一事，癥結都是大學的行政化、官僚化。但是，鄒恒甫在遭到行政權力侵害之后，第一個反應卻是給教育行政部門首長上書，試圖借助最大的行政力量來解決行政化的大學的問題！其結局當然像上訪者一樣。
    鄒恒甫在那封公開信中說，“在許多學校，領導對教授都是非常不客氣的。這實在讓我們（包括您）這些所謂的海龜看到了中國和美國的天壤之別：在美國，學院的院長能這樣折騰他們手下的教授嗎?！”那么，在中國的大學，哪怕僅僅在一個學院，如何達到學院院長不敢也不能折騰他們手下的教授這樣一種理想狀態？——稍微糾正一下鄒恒甫的一個小錯誤，在美國，教授大約并不是院長的“手下”。
    鄒恒甫所描述的那種狀態，其實就是上個世紀前半葉中國的教授們就已經熟悉、而今天各國普遍實行的大學自治模式。換句話說，鄒恒甫希望中國的大學實現學術自治、大學自治、院系自治。而理想既然是自我治理，那達到這個理想的途徑，恐怕也應當是自我，即由追求自我治理的人自己去嘗試、創造自己治理自己的一片天地。由他人賞予的自治，當然只能是“他治”的一個變種。
    不論張鳴先生還是鄒恒甫教授，在與學院行政負責人發生沖突的時候都提到了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院長甚至哪怕是大學校長，有沒有權力通過行政性會議的方式，討論決定開除一位教授或者系主任？輿論普遍都認為，不能這樣，由行政決定學術職位，這顯然不合乎大學自治的理念。
    在這種情況下，假如鄒恒甫教授確信，張維迎作為學院行政負責人對自己在本學院的工作評價不公正，那么，理性的、建設性的應對做法是，自行約集光華學院的教授們，或者要求行政部門組織光華學院的教授們，對自己在光華學院的表現進行評議，讓教授們來決定自己有沒有資格繼續擔任教授職位。
　更進一步，鄒恒甫教授完全可以利用自己有能力獲得的資源，創建一個獨立的高級經濟研究院，并且貫徹自己的理念，在這個研究院中建立起真正的學術自治，比如，成立教授會，由教授們自己管理研究院的學術事務?；蛘?，鄒教授在幫某個大學的時候，提出一個前提條件：研究中心必須實行教授的學術自治。
    顯然，只有這類做法，才具有制度創新的價值。令人遺憾的是，鄒恒甫教授迄今為止的反應，不過重復了長期生活于行政化大學體系中的教授們的例行反應模式：向上級領導上書，最多是在新聞媒體上痛斥不合理的體系，或者在私人化的博客中大罵一通對方，從道德上貶低對方。也就是說，對體制發發牢騷，然后仍然回到舊體制中，怨氣沖天地做舊體制的順民。于是，鄒恒甫事件雖然熱熱鬧鬧，最后讓人看起來卻不過是文人之間的恩怨而已。
    大教授們的這種反應，遠沒有部分鄉村社區、城市住宅社區的居民面對同樣情形作出的反應更健全。大教授們充其量只是個“造反者”，但部分農民、社區居民卻成為自治制度的創新者。比如北京品閣小區的居民們，他們不是死乞白賴地要行政權力幫助自己，而是自己救自己，創立了一套健全的自治體系。
    自治的大餡餅不可能某一天自己從天下掉下來，自治制度只可能自下而上地生成。教授們都很會寫文章，他們連篇累牘地呼吁實現學術自治，但其實，最應當閱讀這些文章的讀者，就是他們自己。鄒恒甫教授如果在學術自治制度方面進行一些嘗試，那他一定能贏得更多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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