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城鎮化的四個歧途

在以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體制下，誰的人脈廣、路子多、關系好，誰的城鎮化規劃就有可能優先“擠”進國家城鎮化規劃的“籠子”，以“分一杯羹”。

不少干部根本不相信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在他們看來，只要政府想做的事，別說是“人造”幾個城鎮，就算是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也一定會馬到成功。

2013年的冬季不太冷，在兩個多月里，我利用私人關系與民間資源，乘坐公共汽車深入中西部地區4省6市12縣，就城鎮化建設問題做專門的社會調查。

本人絲毫不反對城鎮化。但通過大量事實的客觀分析，我深切感到，不少地方的城鎮化建設并不像官方主流媒體宣傳的那般絢麗燦爛，而是呈現出不少種瓜得豆、南轅北轍的異化格局。一些地方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演繹成一種以行政力量為主體，以財政脫貧致富為動機，以“攤大餅”式擴大外延為內容，以巧取豪奪農村生產要素為手段，以單純追求GDP和城鎮化率為標桿的“造城”運動。

我十分擔憂：這種違背中央關于城鎮化“路線圖”的錯誤行徑，如果得不到及時糾正，恐怕會導致一系列社會矛盾問題的不斷積累與持續惡化，將來之不易的改革與發展局面帶入歧途，拖進陷阱。

歧途之一：化解過剩的“靈丹妙藥”？

中國的城鎮化并非從今日始，是與高速工業化形影相隨。但由于以“分灶吃飯”為核心內涵的財稅管理體制，以“GDP論英雄”為價值取向的干部管理體制，導致各個地方產業布局重疊、項目建設重復，產能過剩問題也逐漸顯露。這種制度型和結構性的“痼疾”日趨嚴重，就算沒有國外經濟“風寒”的侵襲，也遲早會引發大批企業虧損和倒閉，進而迫使發展放緩、政府財政稅費減收、社會就業崗位不足等一系列“毛病”。

然而，每當危機來臨，以穩定為核心的政治訴求，使決策者因種種顧慮很難“壯士斷腕”，總是對“諸侯經濟”的畸形發育“息事寧人”，甚至采取刺激增長的重大財政貨幣政策。

“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中部崛起”、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與“四萬億”等宏觀戰略決策，盡管都有特定的時代背景，但也明顯包含了為解決產能嚴重過剩這一良苦用心。轉變發展方式的“警棍”每次都被高高地舉起，又被悄悄放下。

如今國際金融危機濺起的“禍水”還在橫行，通過出口拉升國內經濟的空間已越來越狹窄。由于傳統的增長路徑步履艱難，再依靠財政貨幣的寬松政策來刺激投資則勢必潛伏更多風險。當前形勢是：不僅鋼鐵、有色、化工、水泥、汽車、造船、機械制造等重工業領域產能過剩已非常嚴重，而且還在向電子信息、光伏、紡織等輕工業領域眾多行業快速延伸。

怎么化解風險？迷津茫茫，城鎮化建設逆勢而行，不僅每年為GDP的遞增幅度貢獻了2.71個百分點，而且還在拯救產能過剩和保增長、擴就業、增稅收、惠民生等方面產生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信息，2000年，我國的城鎮人口僅有4.6億人，城鎮化率則為36.2%。2012年末，城鎮人口飆升到7.11億，城鎮化率高達52.57%。平均每年增長1.5個百分點，好比“神十”上天，全世界無不為之瞠目結舌。發達國家耗費了一百多年才勉強實現城鎮化，我們僅花了四分之一時間。

亮點紛呈的城鎮化，既堅定了人們瓦解當前經濟危機的雄心，也展示了國民經濟跨越發展的璀璨光景。不少“資深專家”爭相放膽宣言，把城鎮化建設視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新引擎。

中部某大型鋼鐵公司一位高層干部告訴我：“我國鋼鐵產能嚴重過剩，相關企業普遍虧損。2011到2012年間我們重金砸下390個億，買了幾千畝丘陵荒地搞養豬養雞種菜以求轉型，多數干部職工痛心疾首，斥責之聲至今未斷?，F在中央號召大力推進城鎮化建設，我們特別高興。只要城鎮化每年保持1%以上的增速，不僅是鋼鐵行業，包括很多領域的過剩產能都會起死回生。”

作為政府“喉舌”，當前各種主流媒體對城鎮化正能量的宣傳呈現出“一邊倒”的局面。久而久之，一個鐵證如山的邏輯判斷便自然得以形成：城鎮化就是有效拯救產業過剩、防控經濟下行、促進GDP增長、推動社會發展的“制勝法寶”。凡接受過我采訪的領導干部都堅定不移地相信：城鎮化好比一臺功率強大的“發動機”，甚至就是一輛勢不可擋的“火車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