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讀書札記

穿長褲的“短褲黨”

在轟轟烈烈的法國大革命時期，代表法國草根階層的“長褲黨”（他們穿長褲，而紳士穿短褲）將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斷頭臺。他們甚至稱基督教為“長褲黨耶穌”，據說耶穌是木匠出身。一九二七年蔣光慈出版小說《短褲黨》，近距離地反映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瞿秋白參與構思了這部小說，書名也是由他敲定的。它取自法國大革命的les Sans-culottes，此字應譯為“長褲黨”而不是“短褲黨”。瞿秋白高度評價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他想借Sans-culotte之名來媲美法國大革命。鄭超麟指出：“法國貴族服裝有一個特別標志，同平民不同，即是貴族要穿一種短褲，名為Culottes，面料、做工都很講究，甚至繡了金絲銀絲，褲腳很短，只能蓋著膝蓋，小腿則穿著長統襪子，襪子也是做得很講究的。平民穿的是長褲，即現在的西裝褲子。”“貴族于是稱當時的革命群眾為‘無華麗短褲可穿的人'。”造成這一誤譯的原因，除了瞿秋白并不精通法語外，他大約總覺得中國普羅大眾穿“短褲”居多，而有產階級紳士是不屑于穿“短褲”的。魯迅在小說《孔乙己》中就區分了“長衫主顧”和“短衣主顧”，咸亨酒店里的顧客，“多是短衣幫……只有穿長衫的，才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無獨有偶，在二三十年代，俄國人甚至將“長褲黨”譯作“無褲黨”，例如C·A·達林將在《中國回憶錄》中，稱廣州的少先隊員為“這些小無褲黨舉起小拳頭歡迎我們，并且用漢語唱起了《青年近衛軍》”。這本書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翻譯出版的，譯者在注釋說：“無褲黨：法國大革命時期，貴族和資產階級譏笑革命群眾的用語。”我猜想，他們可能認為只有“無褲黨”才能與“無產階級”相匹配罷。以衣著服飾作為階級標志，在二十世紀大搞階級斗爭的國度堪稱登峰造極了。

瞿秋白的誤譯可以理解為一種錯置，是內心兩個矛盾自我的倒影：瞿秋白是最早提倡普羅革命文學的，蔣光慈則是最早的踐行者。他們當然把自己視為普羅階級之一員，以及他們的代言人。后來在左聯時期瞿秋白提出大眾化理論，可以視為這一思想的邏輯發展。在《學閥萬歲》等文章中，瞿秋白認為“五四”文學革命只是“產生了一個非驢非馬的新式白話”，一種“‘不戰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驢非馬'的騾子文學”。這種文學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因此必須再來一次革命，即文藝大眾化的革命，套用法國大革命詞匯，應該是文藝領域內的“長褲黨”革命。在《大眾文藝的問題》、《“我們”是誰？》等文章中，瞿秋白進一步強調：知識分子應改造自我，放棄主體話語立場，努力與工農群眾結合。此為二十世紀中國改造知識分子之發軔。

然而，“短褲黨”并非穿上“長褲”，就能偽裝成“長褲黨”的。他們的尷尬在于，骨子里的“短褲黨”氣質，從生活方式到文學肌質都散發著紳士和貴族氣息，卻要迎合政治需要將身份設置為“長褲黨”，或者用“長褲黨”來遮掩或扭曲自己，而最終不得不以“短褲黨”的面目出現。這是普羅革命文學倡導者的宿命——不是什么都可以“改造”的。以瞿、蔣二人為例，他倆的生活皆有小資情調，秋白每天出入西裝革履，頭戴呢帽，常常引起本黨同仁的質疑和反感。蔣光慈在大革命失敗后，生活變得富裕起來，因為普羅文學占據文壇主流，書店老板為了賺錢，將他的新著舊作加以再版，甚至改頭換面，比如將《少年漂泊者》改為《一封長信》，《鴨綠江上》改為《李孟漢與云姑》等等。于是他搬到上海法租界里養病。每天早上，他喝完美國房東送來的牛奶、可可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