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馮驥才 站在廢墟上

馮老：

你好嗎？我是老馮，你是二十年后的我，比我大二十歲，所以尊稱你馮老。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自己給自己寫信現在的我給將來的我寫信。想想看，咱們是生活在兩個時代的同一個人。我現在的生活你都經歷過，二十年后你什么樣我可不知道。你那時的問題比我現在是少還是多？比如我現在的熱詞兒是：宅男、電腦綜合征、裸奔、賣官、糖尿病、空巢老人、盜版、打造文化，還有毒奶粉、地溝油等，在你那時肯定早已不見了吧，那你的日子可就舒坦、順溜，也安靜多了。

現在，我這有個問題：迅速富裕起來的中國到底要富到哪兒去？我想，我們的目標決不是金錢社會而是文明社會。

還想問你，我現在用勁兒保護中華文化的精華，那些傳統村落和民間藝術還剩多少？即使你告訴我沒多少了，我依舊會死保。如果你那時它們全都好端端的，你可要接著關切它們！

記著，多活動身子骨，多使腦子，閑著沒價值。你有興趣像我這樣再給二十年后的自己寫封信嗎？你會寫些什么？

好好活著。

老馮

2013.1.8

2013年年初，馮驥才給20年后的自己寫了封信，其時七十有一。人到七十，馮驥才說，是明白天下和自己的歲數。所謂明白自己，一是命運，二是本質，三是價值。

馮驥才 著名作家、藝術家，民間文藝家、畫家、全國政協委員。是“文革”后崛起的“傷痕文學運動”代表作家，一九八五年后以“文化反思小說”對文壇產生深遠影響。作品被譯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等十余種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種譯本四十種。代表作有《雕花煙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蓮》、《感謝生活》等。

[一]

馮驥才遇到過喝了酒打電話來罵他“不好好寫小說”的讀者。在這個“一首歌唱一輩子”的國度，人們習慣了“從一而終”。由畫師而小說家，進而“行動知識分子”，進而博導、院長、（中國民間藝術家協會）主席，馮驥才在繪畫、寫作、民間文化保護、教育四個領域里穿梭縱橫，不可謂不“雜”。

“一個人的生命就像一棵大樹，從泥土里汲取各種營養，而現代性的分工把人固定在一種行當里，路越走越窄你看過雨果、歌德、薩克雷這些人的畫嗎？只有多個方向都看看，才能更深地了解他們，不是才能，而是心靈。”馮驥才自有道理。

一腳踏進民間文化保護的田野大致始于1991年秋。那一年，馮驥才在母親的故鄉山東舉辦個人畫展，順便往造像豐盛的東平縣棘梁山考察。當地的娃娃手拿小錘問他：“要不要佛頭，十塊錢一個。”他登高一望，一壁摩崖上雕著數以千計大大小小的造像，上自北魏，下至唐宋，“文革”中多半已被砸爛，剩下的散落在漫山荒棘中無人照管，落得“十塊錢一個”。

轉年，畫展移到上海美術館。游周莊，他聽說當年柳亞子、沈鈞儒等南社詩友經常出入的迷樓正在出售，心里一緊，對當地文物員說，作價多少，我來出這筆錢。返回市區，當下把幾天前臺灣人想買而他不舍的兩幅小畫《落日故人情》和《遍地蘇堤》賣了，帶著錢趕到周莊，屋主已價漲三倍多。馮驥才一急，還要再賣畫，被友人勸下：等你拿著錢再來，還會漲；放心，這買與不賣之間，房子肯定不會拆了。

稍后，畫展移師老家寧波。借省親之行，馮驥才看到了殘破的唐代詩人賀知章的祠堂。他賣了5幅大畫，捐修這座粉墻青瓦、三進五開間的賀秘監祠。

回到天津，過年了。在年年都去的集市上一站，楊柳青年畫已難得一見。天津南鄉三十六村是楊柳青年畫的主要產地之一，清代中期即有文字記載。在“家家能點染，戶戶善丹青”的極盛時期，當地名家輩出，刻版技術卓絕；其中粗活派筆墨大氣、色彩絢麗，細活派精雕細刻，近工筆畫。日本人進城的時候，一批古畫版淪為鋪路踏板，毀了；“文革”中，或砸或埋，還有的被刨平了當切菜板。在四川大足石窟，在許多地方，都有類似的景象。

1992年以后的中國文人，眼里讀取不同的世情世相，然后分道，前行。馮驥才取了他敏感的那一部分，那些正在消亡的美。

他說，“個人命運受制于社會更迭，這幾乎是一種絕對的無奈，然而，個人依舊能選擇自己做什么。”比照《哈姆雷特》里那句臺詞“即使你把我放在果殼里，我也是無限空間的主宰者”，他似乎用一生在驗證“即使把我放在廢墟上，我也能看見美”。

1966年8月，站在抄家后的廢墟上，他揀起被撕了一地的照片，把撕碎的拼攏來，拼出一段段可以記起些什么的童年。

1976年，站在唐山大地震后的廢墟上，他戴著頭盔拍攝曾經的家。他要記錄那些殘垣斷壁，那些發自地殼深處的偉力的造像。他撕下墻上當天的黑色日歷保存至今。

2008年5月，站在北川縣城對面的山坡上，他看見一座八十多米的“高山”從城外整個地移了過來，壓著已成廢墟的縣城，忽然又見一團鋼筋擰著，里面卷著一只大紅色的胸罩和一盤結婚進行曲的磁帶，他想，這是一對新人的。

更何況，人生還有那么些優美時刻。有一年，在巴黎街角，坐在露天咖啡館，他看見一位當地女子身上好顏色：棕紅色粗線毛衣，是那種褪了色的楓葉的顏色；灰綠色薄呢披肩，黑色長褲。女子在日光里讀書。女子合上書要走，臨走忽然伸長手臂從鄰桌捏起一片金黃色的落葉。她舉起來，在指間捻了一下，葉子轉了個圈，被夾進書頁。女子合上書，走了。

在妻子的笑容里，在97歲的母親如今用

iPad畫的人像里，在快要絕跡的泰山挑山工的肩頭，在書房那架擺了幾十年的小小天平上，他都能看見美。識美，才會惜美。

[二]

有一年，學者李歐梵在馮驥才家看到當年的《北洋畫報》、《玫瑰畫報》、《華北電影畫報》和《醒俗畫報》，眼睛放光，硬是“搶”下幾本，包括一種印著周璇和藍蘋照片的迷你畫刊《玲瓏》。馮驥才的母親、姑姑、舅媽的照片都上過《北洋畫報》，相當于上海名媛的玉照登在《良友》上。

那是一段馮驥才很少向外界談起的童年生活：在英租界大理道115號，兄弟姐妹六人，每人一位保姆—馮驥才至今記得奶媽的姓氏，1980年代初曾去探望照顧過他的保姆。逢年節母親會請裁縫師傅給保姆們做統一的新衣裳，配的手絹也一樣；父親會吩咐門房分派紅包，附近當公差的都可來領。父親去大中銀行上班這一路所遇的警察領了紅包，會在行長的汽車行過時敬個禮—當年的商界排場。家中的女孩子們上教會學校，學鋼琴和芭蕾，馮驥才愛畫，家里就請了慈溪畫家嚴六符做他的開蒙先生。

因為畫畫寫生，馮驥才有走出書齋的習慣。20歲左右，他已開始對天津鄉土藝術進行最初的勘查：楊柳青年畫、木雕、磚刻、風箏、泥人、燈籠在他保存了近50年的《天津磚刻藝術》手稿中，有對影壁、門樓的詳解，還有一張手繪的津門磚雕分布圖。

那時候朋友們就說，大馮，你對世界的興趣太大了。母親則說，這孩子小時候眼睛還沒睜就開始說話，精力旺盛，不知有倦。

母親出生于山東濟寧名門。外祖父與康有為走得頗近，曾迎迓過英國作家肖伯納。馮驥才說，母親易感靈動，心思細密，喜歡藝術，同時不失理智、鎮靜和韌性；他像母親。朋友們說，正是這樣的天性和特質，讓他能夠在文化搶救這件常常挫折人的事情上，走得這么遠。

起點是天津，相伴成長的老城文化。民間文化學者劉鐵梁說，馮驥才1994年開始在天津做的事，是2001年以后他在全國范圍里進行文化搶救的準備。

馮驥才自成一套方法，跟人類學田野調查不謀而合。在天津老城區拆除前的一年半里，他跟一些同道中人聚合起來，地毯式勘察、測繪，為老天津留下五千多張照片：中國第一個電報局、義和團壇口舊址、海張五的大宅、益德王家的門樓、明代的文井、城中徐家大院、文廟東箭道上的三星高照磚雕、窯洼炮臺附近記著重要史實的古碑他不斷地寫文章，在報上講老城意味著什么。后來攝影師每到一戶，老百姓就把家里的梯子搬出來，讓他們上房，也不怕踩壞了瓦，有的人也拿起照相機，和自家的老房子拍照留影。

拆城當天，攝影家拍下兩張人物肖像，一位95歲的壽星和一個出生不久的嬰兒—“一座城就像一個人，是有魂靈的，活的；眼里只有物，才會無度地使用它，任意地改造它，隨心所欲地破壞它。”

馮驥才看重口述史。他覺得文化不僅存在于物件、手藝里，也在人們的大腦里、心里。有關天津的歷史傳說、民間故事、人物傳聞、地名由來，他都做成了口述資料。

天津最老的街道叫估衣街，近700年歷史，有清朝嘉慶年間所建的山西會館，有謙祥益、瑞蚨祥、青云棧等百年老字號，也有“五四”運動遺址天津總商會。“拆”字一來，馮驥才站在街頭演講呼吁，又制作明信片簽售，當天的市民隊伍排出兩個街口，相聲演員牛群也從北京趕來助陣。媒體聲援，市民掛橫幅支持，懸置數月。趁馮驥才出國訪問，推土機轟隆隆開來。馮驥才回來一瞧現場，當街哭了。

他曾經問過那時候的領導，究竟要把城市建成什么樣？通常有兩種回答：一，沒想那么多，先解決老百姓住房問題再說；二，現代化城市。再問，現代化城市具體是什么樣的？答，沒想那么多。

這二十多年來，馮驥才保下的東西跟他收到過的救急電話、求助郵件相比，微乎其微。他常說自己是失敗者，也常常感到孤獨。他寫過一些憂憤文字，但沒有陷落其間。在轉型年代，他已看懂不能被消費的文化寸步難行，仍然選擇“自己能做什么”。屢戰屢敗中，他仍能看見每一點微小改變中的美。

[三]

2001年初，兩個頭銜上身：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院院長；中國民間藝術家協會主席。他問自己：年近花甲還能擔負文化傳承的責任嗎？他畫了幅新畫《豪情依舊》。

學者陳思和說，文化血脈其實是靠知識分子的人文理想融化在具體的實踐中轉化為事功，點點滴滴地積累和生長，任何一種夸大的流行的文化現象，都沒有救世的奇效。馮先生不鄙陋也不拒絕自身周圍的環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強調實實在在的行動，來做好一兩件有理想的工作，是我非常佩服而且推崇的。

到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采訪時，天津皇會文化展剛剛落幕，展廳里還陳列著相關文獻，儀仗執事、旗幡、服裝、高蹺、鑼鼓飛镲等一直擺到四五層樓高的前廳盡頭。據說幾天前因為下雨，民間藝人只能在這里表演，“武松”、“魯智深”、“扈三娘”們雖說年紀一把，一上高蹺，千姿百態。

馮驥才說，八成的高蹺藝人都過世了，他的研究生們正在抓緊對傳承人做口述史，將這種乾隆賜名、既有媽祖文化淵源又有哥老會形式的民間巡游儀式的歷史沿革、代表人物、技藝特征、音樂曲譜等完整地存錄下來，已完成五分之一。

跟著馮驥才走過一個個展廳，聽他講這12年來所做的事。最大的手筆是對全國56個民族的民間文化遺產做了一次摸家底式的普查，于是年畫、剪紙、山西大同的石雕，少數民族的音樂、服飾、史詩，藏族的唐卡、羌族的薩朗一浮出水面。

墻上有張中國地圖，17個年畫產地，馮驥才在60歲以后都到過，常常頂風冒雪，腳踩泥濘。天津楊柳青鎮南宮莊子唯一的“粗活年畫”傳承人王學勤有個小畫室，在城市化拆遷之前被馮驥才團隊整體遷移而保留下來；在南趙莊的老字號“義成永”畫坊里，團隊整理出珍貴的資料。河北衡水武強縣一戶農家的屋頂上發掘的155個古版、山西新絳的古版，都有精品孤本，終于拓印成冊。近年來，由中國傳至俄羅斯和日本的年畫也被收集整理、編印成冊。

曾經有位記者追著要他舉例說明，什么叫“許多遺產在我們尚未搶救時就已經消失了”。他說，你下去跑一跑就知道了—一座至少有500年歷史的苗寨，他趕到時全刷上了油漆：木樓墻板涂白，勾上湖藍花邊，吊腳樓的木柱刷上翠綠，活像天上掉下個大禮盒。這是當地對“建設新農村”的理解和行動。

一座高坡上的古廟，明代的，不幸也被人們登上來開發，往“四植功曹”畫像上刷油漆，他到時，四位天神已被刷沒了一位。在京郊呂家營的一個古董倉庫里，他看到過數百盞各式油燈，大大小小的糧斗至少上千，全是地道山西貨。

一位法國的女學者在貴陽待了6年，使些小錢，讓文物販子到村寨里把老太太手里的民族服裝、積攢的佩飾都收集起來，做完記錄，打成集裝箱往法國運。她走的時候說：15年以后，看中國少數民族服裝到巴黎去！

剛剛結束的全國傳統村落普查表明：保存和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規劃、有代表性民居和經典建筑、保持民俗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村落，如今還剩2—3個，2005年時尚有5000個；2000年全國有自然村371萬個，2010年，263萬個，10年間失去90多萬個自然村，其中有多少古村落，根本不知道。

總是這樣火燒眉毛。“許多事光批評政府沒用，你得去做。梁思成保老北京那會兒，就是呼吁多做得少。要去田野山間認定和發現遺存，要和當地人討論怎樣保護好這些遺存，不能只坐在屋里論道。”

母親懂他：你是想做得跟別人不一樣。她讀得懂六尺男兒的“英雄”心。

馮驥才說，自己也沒想到，最忙的階段是在60歲以后。他常常忙得忘了自己，忘了年齡?？墒怯?，腦子愈好使。采訪期間，他的言談舉止、記憶力、接收信息的速度、處理事務的效率，都令人吃驚。他告訴我，忙碌中的思維線條交錯、光影相間，像是一種畫境。

忙碌間，他說，也看清了世界，看清一種知識分子做事情的可能。盡管知道影子總在身后，他選擇迎著陽光。

[對話馮驥才]

批評不為逞英雄

記者：政協委員這個身份對于你來說，是什么？

馮驥才：有一次在河南，盧展工，河南省委書記，說話挺有特點的，他說：“馮驥才，怎么每年我聽你觀點都是兩會期間？”我就笑了。因為兩會時批評的聲音可以傳出去，平常傳不了那么遠。

做完這屆，我在政協應該待了35年，等于做了半輩子全國委員。我覺得它有幾個好處，一，確實讓你眼界開闊了。個人跟社會總是一個點上的接觸，兩千多個全國委員聚在一塊兒，就有了一個更大的面。第二個，它讓你的眼睛比較關注現實。文人腦子里想象的東西比較多，但常常脫離實際，政協里有很多搞經濟學的，你跟他們聊天，全是數字，講的都很實際，經濟學家從來不只談自己的理想。另外，它強化了你的責任感。曾經有個牛津大學的博士生問我，責任感會不會扼制藝術創造力，我說，責任是一種社會良心、文化良心，說到底它是一種愛。還有就是，你的聲音可以讓最高層聽見。比如說建立國家文化遺產日、傳統節日放假等等，很多提案被采納都是在兩會上。

政協是一個批評的場所，有的委員那話說得非常激烈，那些話媒體不會報道，但現場聽得見，我也說過很激烈的話，但三十多年里，沒看到哪個政協委員是因為批評而出事的，沒有。我跟韓美林這歲數了還在當，證明它還是需要批評的聲音。如果內心真誠，表達誠懇，批評一定是比肯定有價值；如果引來對這些批評的批評，也很好，思想的價值在于啟動思想。

記者：這個角色有點像古代的諫官。怎樣“上折子”能讓當政者接受和采納，你有什么方法嗎？

馮驥才：方法就是把他拉到我這邊來。

1990年代中期，全國能比較完整地保存一個老城形態的非常少，我就賣了一些字畫，組織了一些地方通、學者、建筑師和攝影家，一起把天津考察了一遍，重要的都拍下來記下來，印了一套畫冊，然后每個領導人送了一本，上面都寫了一句話：這是您最心愛的城市。溫總理后來知道了，找我要一套，我也寫上了：這是您最心愛的天津。這部書對天津老城現在還留下來的一些東西起了重要作用。當時規劃是把原來租界中心的一塊區域拆了造高樓，這部書說服他們把那塊保留下來，連帶周圍的也全保留了。

前年的一個會，在人民大會堂，我對溫總理說，我們用了20年的時間，把中國600多個城市變得完全一樣了，這是我們民族文化的悲劇、誤植（這算夠厲害的批評了吧），我們剩下的只有村落了；我說溫總理，汶川地震那會兒，禹里鄉沉到堰塞湖底，您不也著急么；我說中華民族何止一個大禹的故鄉啊，我們民族的根實際是扎在村子里而不是城市里的。我說這些話，不是想跟領導過不去，更不是想表現自己多么勇敢。溫總理當時挺感動，他說，我們不能讓后代連農村的風光都看不見。

我覺得最主要的，你不要設置一個對立面，要把他拉到你這邊來講道理，讓他跟你一塊著急—這是作家的思維。作家的理想就是要把讀者和自己變成一個人，去感受人和事、痛苦和美，我覺得這是作家的習慣。

記者：有沒有保持思想獨立的可能？

馮驥才：1990年代，有位領導人第一次到政協參加文藝界的座談，我發言。我說昨晚我跟謝晉聊天，聊當代文學為什么出不了大作品。想了半天，可能因為我們這個民族不是想象的民族，我們生活里有太多的事件、太少的想象。我倆算了一下，從1月1號到12月31號，我們的紀念日基本上都是事件性的。我們是一個事件的大國、想象的小國。我說，希望中央領導能夠理解知識分子的特性；當知識分子和政治家終極目標一致—都希望民族富強、老百姓安居樂業—的前提下，我們說出來的話可能是不一樣的。比如現在官員都喜歡說“時間就是金錢”，希望老百姓盡快富起來，這話是沒錯的，貧窮不應該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專利；但是古往今來這些大文人，從莎士比亞到李白，誰歌頌過金錢，說它多么美麗多么迷人？他們不還是提醒人們不要見利忘義、不要唯利是圖么。我說知識分子有三個特點，一是獨立立場，不是“順”的立場；第二他是逆向思維，也給政治家提供一種思辨；第三他是前瞻的、先覺的，因為看得遠一點，很可能跟現實的利益發生沖突。

每年兩會，我提批評意見可能是比較多的，當然也有讓官員不高興的，比方對文化產業化、官員政績的批評，還有我提的“知識分子的責任是教育領導”，聽說也有人不高興的。我們這一輩跟我們的上一輩，經過的動蕩比較多，我們知道在一個什么樣的狀態下這個國家才能真正繁榮進步，所以不希望出現大的逆轉和動蕩—以現在中國民族的社會現實和文明狀況，是絕對不能動蕩的—并不等于我們安于這種充滿了負面東西的現狀，還是要帶著勇氣去批評。

記者：這幾十年來，為什么我們總能看到一些充滿勇氣的批評者最后變成了異見者，甚至所謂國家公敵？

馮驥才：原因很復雜。在政治博弈的過程中，各派容易把自己的意見極端化，極端化就會不客觀。知識分子要超越政治的博弈。

保持獨立的思想立場，并不等于沒有傾向，但不應該陷入一種怪圈—有時候是不知不覺陷進去的。比方媒體推著一個人成為英雄，他恐怕得克服一些東西才能冷靜下來。我覺得一個人在媒體上是站不穩腳的，人的腳只能站在自己做的事情上，就像巴金說的作家的名字只能站在他的作品上。

在一些關鍵的時候，知識分子要表達態度。比如中國要不要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我認為當然需要。中國要往前發展絕對不可能繞過政治體制改革，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兒，但它也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在特殊的國情里邊，在各種復雜的矛盾里邊，它必須要經歷一個過程。歷史上有革命的辦法，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還有漸進改良的辦法，實際上改革就是一種改良。

另外，要想事情的可行性。我整天想的都是“怎么辦”。比如我們做文化遺產保護、做傳統村落保護，必須要跟政府打交道，跟縣委書記、村長打交道。當然他可能有我們不支持的東西，比如不良的政績觀，但他可能也真是覺得老百姓日子太苦了，我非得把這個村子扒了給他們蓋房子。書記并不都是政治符號，他也是一個個人。我見過各式各樣的（縣委）書記，開過各式各樣的座談會，在西塘，在婺源，把縣長村長請來。

記者：跟他們打交道有什么感覺？

馮驥才：跟以前是徹底不同了。十幾年以前，我感覺特別艱難。你跟他吃飯聊天，他直讓你喝酒，你說的話他都點頭，但什么也不讓你干，然后他就把你送走了，他還要干他的事。因為那地方很窮，他要讓經濟富起來，對那些個文化的事根本聽不進，也聽不懂?，F在是懂多了，當然有一部分還是想借開發文化發展經濟，但還有一些是很有頭腦的。比如湖南隆回地區有很多文化遺產：灘頭的木版年畫，竹子造紙，剪紙，還有花瑤，就是瑤族的一個分支、服裝特別好看。那個縣長參加過我們的論壇，聽過我很多演講，他說聽過以后觸動特別大，知道自己該做什么了。過去的花瑤不愿穿民族服裝，別人一看就知道他們窮，住在山上（花瑤也叫過山瑤）；現在呢，這個縣做了些工作，很多人上山來看他們的服裝看他們的文化，他們就愿意穿—他就明白文化是能提升人的自豪感的。

我到了灘頭，灘頭木版年畫的傳承人是一個老藝人，已經過世了。他老伴有一個作坊，叫高臘梅作坊。他們有三個兒子，都不做年畫。這縣長就想，如果高臘梅再不傳藝（有“傳內不傳外”的祖訓），這門手藝就完了。他就讓高臘梅在政府機關工作的兩個兒子回家學做年畫，所在單位還給他們發工資我最多只能給作坊寫個匾，而這個縣長能建立一個機制讓這門技藝活下去。這樣的縣長在全國我也見了不少。

記者：可見還是要心里先有文化，才能愛護文化。

馮驥才：人類歷史上有兩次轉型，一次從蠻荒到農耕文明，一次從農耕到工業文明，轉型期最容易丟掉文化的東西。覺悟得越早，自覺性越強，能保留的東西就多一些。但我們跟西方還不一樣，歐洲工業革命經歷了一百多年，是漸變的，緩慢的，文化上是有傳承的，所以一代一代的知識分子有自覺，雖然他們也丟掉了一些東西。而我們是劇變，許多東西我們還來不急趕到現場就消失了。所以今天的知識分子光有文化自覺還不夠，得有先覺。

覺悟了干什么？教育領導。整文化不在領導手里邊，但是文化遺產（那些物）在領導手里邊。我曾經跟一個市長說，您比我偉大得多，您想保一條街的話誰都不敢拆，您要想拆的話三天就可以推平。我們沒這個本事，我們惟一的本事就是想辦法跟他們講道理。

多數有文化遺產的地方沒有懂它的人，如果有文化上的見識，不至于如此。每一種遺產如果在當地有一位鐘愛它的學者，至少有了一道護生符。我現在帶十幾個學生，都挺好，我看準了，沒什么功利心，肯吃苦。搶救必須有第一線的學者，學者中的志愿者。

記者：可是這些東西光保下來，不進入人們今天的生活，尤其是全球化的今天，好像也只是一件文物。

馮驥才：對，怎么把傳統文化的基因和現代生活結合起來，這就是文化創新的問題，或者說，你有沒有輸出文化的能力。比如宜家，進去一看就是北歐風格，非常強烈的簡約感、現代感。它為什么能有自己鮮明的風格？因為在傳統中找到了一種東西。歐洲北部原來是伐木工人聚居的區域，生活各方面都比較粗放、簡樸，不像歐洲中部經歷過一個文藝復興時期，出現過巴洛克那樣的極致風格—人為雕飾、無所不用其極。進入現代社會以后，北歐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搞設計的非常自覺，把傳統中的文化基因一下子演繹成一種現代的審美，就是簡約，而且演繹得非常好，創造了北歐風格。

有一年敬一丹在我這兒看到一種特別的窗花，問是做什么用的。我告訴她，是過年時貼在電腦上的。這就是民間的創新。

全球化時代，傳統文化是我們各自最后的領土。法國，俄羅斯，都有強大的文化自覺。而我們的知識界還有多少人對傳統文化懷有自尊和自信？我覺得中國當代的文學、繪畫、戲劇、電影、建筑等等，基本上還處在邯鄲學步的階段，基本上是外國同類的試驗場。我們能不能拿出一種文化產品，它即是現代的，同時是中國獨有的？我覺得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是得徹底沉下來，從自己的文化里拿東西。

學界一直陶醉于一件很幼稚的事情，就是尋找中國的問題來驗證西方理論的高明。我們沒有自己在全球化時代的理論。我們深深地后退，連影子都快沒有了。

腳下有五千年文化，但至今沒有輸出文化的能力，我們缺乏文化戰略。機會出現過：80年代。但失之交臂。這以后，好像沒有成批出現過那么多有想象力的文化人和文化產品，這也跟整個社會生活的物化有關。

記者：今天這個社會對知識人來說確實是考驗，好像都有一種說不出的被裹挾感。

馮驥才：市場和金錢。各種力量在把知識分子拉到一個東西里去，比如說，把作家拉進富豪榜—我覺得對作家是一個屈辱。

有一次兩會的記者招待會，有記者問：馮驥才，你認為國家的價值觀應該是什么樣的？我說，一個國家的價值觀必須是非常明確的、老百姓都明白的，就像奧巴馬能給小學生講明美國精神是什么；國家的價值觀應該由國家來定義，但是我知道什么東西是不能寫到國家價值觀里的—第一個字就是錢；一個只知為錢的民族是沒希望的。我旁邊坐的是一位政協常委、大企業家，他說，我有點不同意見，如果沒有錢我們這些商人怎么活呀，現在我們不是錢太多而是不夠多。我不便當面反駁，只是小聲地說了一句：你說的那是需求，不是追求。

后來又有記者追問我：你認為錢不重要嗎？我說：錢重要，但是有比錢更重要的東西；凡是錢買不來的東西都比錢重要，比如健康、愛情、生命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