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海歸”從政現狀報告 “怎么到政府里的人越來越少”

“改革開放后，中國出國留學有三百多萬人，回來一百多萬，比例越來越多，怎么到政府里面的人越來越少？”

“我們主要是鼓勵海歸進入高?；蚩蒲袉挝?，怎么會鼓勵海歸進機關呢？”

公務員考試方面，海歸人才未受到優先考慮，大家一視同仁，“審查也沒有更嚴格，都是一樣的”。

2014年3月，歐美同學會副會長王輝耀主編出版了一本書《百年海歸 創新中國》，其中收錄了大批科技和商界海歸精英，卻幾乎未涉及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有些有爭議，比如你放了孫中山、周恩來，放不放蔣介石？”王輝耀說。

但在現實中，“海歸”官員一直是中國政壇不可忽視的群體。從20世紀初孫中山等民國時代的政治家，到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早期領導人，再到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海歸官員在中國已幾經變遷。如今，像楊潔篪、周濟等改革開放后留學歐美的一批海歸官員，仍身居高位。

然而，中國“海歸”官員的數量卻有下降趨勢。前不久，一位中央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新一屆歐美同學會領導時說，“改革開放后，中國出國留學有三百多萬人，回來一百多萬，比例越來越多，怎么到政府里面的人越來越少？”

在中國愈發融入世界的趨勢下，“海歸”如何能回到體制內工作？哪些因素又在限制他們成為官員？

15名省部級以上官員有海外正式學位

為了解當下中國政壇海歸官員現狀，南方周末記者通過搜集官方媒體報道，梳理了169位正省部級以上領導人的履歷。其中包括68位現任國家領導人（包括6位兼任省委書記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及101位正省部級官員——他們是國務院系統內各部委以及31個省份的黨政負責人。

統計顯示，169名官員中有留學經歷者為31人，占18%。其中在國外取得正式學位的有15人，占總數的9%。這15人中，有11位是國家領導人，包括10位民主黨派或無黨派人士。

中央核心領導層的領導人中，有留學背景的極少。1949年后，中央第一代領導核心，即毛劉周朱陳林鄧七大常委中，除毛澤東外，其余6人均有在國外學習和工作的經歷；中央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曾經先后多年留學法國、蘇聯；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中，江澤民、李鵬、李嵐清等都曾留學蘇聯。

根據統計，省部級以上官員在國外學習時間達到一年以上的共20人，占總數的12%。除取得正式學位的15人外，另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張寶文、國務委員楊潔篪、全國政協副主席韓啟德、國務院副秘書長肖捷、中科院院長白春禮（博士后研究）等5人在國外學習時間在一年以上。

除山東省長郭樹清出國具體時間不詳以外，共有6位地方黨政負責人具有海外學習背景。他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山西省長李小鵬，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巴特爾，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陳武，江西省長鹿心社。不過，他們的海外進修時間都在一年以下。

選派具有發展潛力的高級干部出國進修，始自改革開放以后。上世紀80年代中期，王輝耀在加拿大曾陪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率領的一個代表團，和加拿大政府商談中國14個沿海開放城市官員培訓項目。當時王輝耀向李嵐清建議，“應加強對城市高級官員的進修和培訓。”

這個中加合作項目最終被定位在對中國14個沿海開放城市的市長級干部培訓上，許多市長第一次了解了“資本主義”是什么樣。王輝耀曾陪一位市長參觀多倫多和溫哥華的股票市場，這位市長感慨：“看來資本市場不是一個姓資姓社的問題，而是大家都可以用的載體。”有一次，一位副市長對多倫多滿大街跑的韓國汽車，而且售價只有五千多加元感到不解。王輝耀解釋：“因為韓國是GATT（即如今的WTO）成員，在加拿大售車享受關稅優惠。”

最早中共干部出國主要是短期考察，主題多以經濟領域為主，出國官員也大多是國有大型企業負責人或者主管經濟的官員。上世紀90年代，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口號后，中組部組織了1000名左右的地市級干部到香港學習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律、證券、房地產等知識，如今的香港特首梁振英當年還擔任過授課教師。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也曾培訓過大批中共高級官員。1998年，在時任中組部領導支持下，“新世界哈佛高級公務員培訓項目”啟動。按計劃，每年肯尼迪政府學院會接納20名中國政府高級官員來此接受培訓。其中4至6名官員參加一個學期的中長期培訓，其他成員則參加4周的短期培訓，全程英文授課。

此后，大量中國高級官員到肯尼迪政府學院進修，官方履歷顯示，國務院副秘書長汪永清、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等，都曾經在哈佛大學接受培訓。

“出國花那么多錢，當公務員不劃算”

目前體制內的“海歸”官員主要分兩種：一類是在國內從政并取得一定成就后，被選派到海外留學或培訓；另一類是先出國留學，學業有成后歸國從政。

當下中國有海歸背景的官員趨向第一類。困擾中國海歸人員進入體制內的一個核心問題是體制屏障。依照正常程序，必須參加國家公務員統一考試。

從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碩士畢業的小姚（化名）就有類似遭遇。小姚出國前曾經在計生系統實習過，從英國回國后，她通過熟人介紹，進入國家衛生計生委下屬的一個基金會工作，“通過了考試，還順利地解決了北京市戶口”。

基金會只是事業單位，由于國家衛生計生委機關缺人，她又意外地被借調到國家衛生計生委一個司做文字工作。“我主要負責給國家領導人寫稿子。”小姚的工作內容還包括撰寫給國務院的請示報告，“其實是挺有意思的。”

小姚還屬于基金會的事業編制，若想轉入公務員體系，必須在原基金會熬到副處級以上。為了盡早解決編制問題，2013年底，小姚參加了一次國家公務員考試，“考得很差。”小姚說，像她這樣的海歸，習慣了做雅思考試那種直來直去的邏輯，“完全適應不了國情，很難通過考試”。

一些進入體制內的高層官員，多經由“特殊渠道”進入。2001年2月，中國政府委任香港證監會副主席史美倫擔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史美倫曾回憶說，當時國務院總理朱镕基通過朋友向她傳達信息，想請她到中國證監會當副主席，全職，在北京工作。史美倫當時很驚奇，“也很感謝國家領導人的信任”。

2010年進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的處級干部張翔（化名）也沒有經過考試。張翔在德國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因為一個偶然機會，認識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位領導。

經過一段時間接觸后，領導很賞識他，希望他加入。“恰好我想回國，就回來進入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張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沒有參加國家公務員統一考試，是直接進去的，“他們啟用了綠色通道，用特殊人才引進的方式把我招進來，這樣職務安排上彈性也大。”

2011年，王輝耀曾聯合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中國學生聯合會做過一個調查，對30位中國籍畢業生的去向做了一個統計。結果顯示，過去4年，學院的中國籍研究生畢業后，除非入學前就是在政府部門工作或被派遣培養，至今沒有一人在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門工作。

“跟小孩一塊考試是我不能接受的。”張翔覺得，讓一個三十好幾的人參加考公務員考試“很荒謬”。張翔有個朋友畢業于復旦大學，后在德國海德堡大學讀了碩士，回國后參加了中央編譯局的公務員考試。張翔很不理解，“在德國花那么多錢讀書，回來又從很低的行政職務干起，沒什么意思。”

對于大多數學成歸國的“海歸”來說，外資企業毫無疑問是就業首選。根據《中國海歸發展報告》（2013年）顯示，薪酬、職業發展和福利是影響高端人才流動的三大因素。超過四分之一的海歸會選擇進入外企就業，其他就業單位依次為本土創業民營企業、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和海歸創業民營企業。政府部門是最末選項。

對于進入“體制內”的海歸來說，薪酬顯然不是主要考慮因素。一位海歸在一家中國500強公司做到了副總裁，“因為特別擅長交通管理專業，他希望能參與北京交通部門的管理工作”。這位副總裁對王輝耀說，“我可以不拿工資，只干一屆五年就退。”

國家人社部一位80后海歸，在國內最頂尖的協和醫科大學本碩連讀后，又到哈佛大學讀了博士?；貒罂既×巳松绮抗珓諉T。“她家里條件不錯，進入體制內主要是希望穩定。”她的一位同事說，“對家里條件一般的人來說，出國讀書花那么多錢，回國當公務員不劃算。”

沒明顯限制，也沒有格外照顧

從新加坡、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官員產生機制看，官員并非都從最底層開始做起。一些重要職位人選往往先由社會培養，當其成熟和優秀后再吸收到政府。王輝耀認為：“好處是避免官員在政府中待太久而產生惰性。”

中國國家公務員的招考，對海歸沒有明顯限制，但也沒有格外照顧。小姚舉例說，“比如衛生計生委國際合作司歐美處要招一個公務員，不會寫留學經歷優先，只會要求英語專業畢業。”對像小姚這樣從英國名牌大學畢業的求職者來說，英語讀寫能力已經毫無問題，“但我專業是社會學，不是英語專業，所以不能去報這樣的崗位。”

大多數公務員崗位還要求報名者必須是中共黨員，這也讓大多數海歸望而卻步。一位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干部說：統戰部干部基本沒有海歸，“因為我們這里全部是中共黨員”。

“我們黨政機關也有海歸，多數都是從高校領導崗位轉過來的。”江西省委組織部一位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主要是鼓勵海歸進入高?；蚩蒲袉挝?，怎么會鼓勵海歸進機關呢？”這位組織部官員介紹，公務員考試方面，海歸人才并無受到優先考慮，大家一視同仁，“審查也沒有更嚴格，都是一樣的”。

這也是中國人民大學大三學生李淼（化名）非常困惑的問題。李淼一直想出國讀書，他把研究方向定在民族沖突問題。前幾天他向學校國關學院一位副院長請教，“學民族沖突問題回來能不能進入民委等機構工作？”副院長說，“不行，經濟或者商務部門還好，涉及國家安全的部門肯定不好進。”

經濟領域的確是海歸加入體制內的方向，這與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程度直接相關。簡晶晶2005年從英國花旗銀行辭職，回國加盟中國一家剛成立的金融監管機構。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金融領域不涉及意識形態問題，必須按市場標準去做事，“比如說我做一筆貸款的評估，要考慮風險、消費者權益保護等等，國外的成熟做法值得中國借鑒。”

相比較在英國花旗銀行工作時的穩定，簡晶晶覺得在中國最直接的感受是——變化，“你要對英國人說變化，他會告訴你，我家門口的牌子變了個名字。哇塞，那是巨大的變化。”回國進入金融監管部門，簡晶晶一個很大的考量因素是，“中國是一個正在發展的市場，你做的很多事情確實能推動市場的變化。這是在任何國家沒有辦法體驗和學習的。”

“海歸從政在國外可能是趨勢，但對于中國來說，取決于是走國際化道路還是走中國道路。”一位研究海歸問題的中國人民大學老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看我們學校就能看出來，商院、經濟學院的海歸老師多，外籍教師也多。但是，國際關系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還是大量招國內的博士。”

長期關注海歸問題的王輝耀有個想法，既然海歸直接進入政府比較難，那可以放寬海歸進入到其他類機構的角色，“比如進入人大、政協，可以給政府提建議，發揮智力優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