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在外的人兒，回家吧

我的浮躁不安與焦慮惶恐，發作得早。大概，十五六歲吧！古人大約這個年紀，生命多少就有個安定；這是因為他們活在一個深穩強大的文化氛圍中，浸潤一久，熏陶個十來年，約略，就有根基了。有此根基，他們一生縱有顛躓，都不難稍稍調整、定一定神，就又找到該有的神清氣寧。但是，當我成長之時，臺灣的文化氛圍，雖說比同時候的大陸好，可畢竟已不如以往；尤其，我性情本有偏差，又極早就有文藝青年的傾向，于是，便受戕更深。那時，我才初中一年級，都還沒滿十二歲，就嗜讀報紙的文藝副刊；副刊的每篇文章，我幾乎都不放過。我讀著讀著，似乎開始變得有想法；可讀著讀著，也開始染上時下文化人的淆亂與混濁。百年來，神州大地的災難與混亂，原因固然是錯綜復雜；可真要說根源，仍在于思想的惑亂；更根柢的原因，則是文化人的生命普遍不得清安。文化人常常越是不安，就越要說個不停。于是，他們大聲疾呼；于是，他們奮筆疾書。年少的我，只知虛心而認真地讀著，又哪里讀得出這些文章究竟是毒是藥？又哪里能知道讀完之后到底是福是禍？蘇東坡言道，“人生憂患識字始”；當我讀書越多，越像個文藝青年，也越自以為有思想之時，我就不免要浮躁憂思、不得清寧了。

那時，我才十五六歲，到底在不安啥，當然搞不清楚。我只知道，這樣的不安，無時稍減，與日俱增。比起其他的同儕，我似乎關心頗廣、涉獵也深；我省吃儉用，每隔一段時間，總要去書店買本所謂世界名著的那些翻譯書。除此之外，我還喜歡柏楊、李敖、胡適他們那樣的反傳統論調。在年輕人的圈子，反傳統一向都是個時尚。自覺好學深思的我，每回買書回來，總以為是滿載精神食糧而歸；殊不知，我的惶惑難安，其實也隨之而日益嚴重。到了高三，重重憂思的我，幾乎三兩天就要發作一次。每回發作，我就變得孤僻非常。每回發作，我就越來越像我心儀的那些西方哲學家與文學家。他們多半憂深難解，他們也多半不近人情。自詡有想法而孤獨的我，看著身旁的事物，似乎都變得陌生而索然；我的生活，也突然都既無意義，更沒意思。

高中畢業，我就這么帶著滿身的糾結與一腦袋的困惑，初初到了臺北。我在臺北這臺灣最西化的城市，進了臺灣每一所大學都同樣美國化的校園，看著城市的霧霾，聽著城市的噪音，既覺煩躁，又感陌生。朋友邀我一道去喧鬧的西門町，他興奮不已，我則差一點窒息。焦躁的我，有種脆弱，有種敏感，更有種神經質。我走在人山人海的西門町，一方面覺得氧氣不足、呼吸困難；另方面則覺得荒然若失、疏離寂寞。眼前西門町擁擠的時髦男女，一如學校迎新舞會上西洋搖滾樂與閃爍燈光下的人影幢幢，看著看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