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記》里的蕭軍與毛澤東

毛澤東與蕭軍個人的單獨交談，或與蕭及其他文化人一道談話的情況，在蕭軍《延安日記》中，多達21次。這些交談，既再現了蕭軍在延安期間的思想及命運變化過程，也在一定程度上，生動而細致地披露了毛澤東在政治、文化與生活方面，一些鮮為人知的想法、觀點與作風。

毛澤東與作家蕭軍的交往，雖然常有真偽難辨的片斷文字，散見于書報之中。然而，系統、完整而可靠的權威實證，卻始終未能見到。值得慶幸的是，2013年問世的蕭軍《延安日記》一書，展示了很多細節，由此，人們便可較為清楚地了解到這段歷史。

雖然《延安日記》只是個人的視角，而并非官方檔案的解密。但是，當事人一方的即時記錄，其可信度，應該說還是很大的。

致信毛澤東要求見面

蕭軍第一次到延安，是與丁玲等人在1938年3月從山西去西安的途中，而當時，毛澤東與蕭軍之間，顯然還沒有個人的接觸。1940年6月，蕭軍第二次進入延安，并在此工作生活了五年多，直至抗戰勝利。這期間，蕭軍與毛澤東有了多次交往。

不過，蕭軍第一次與毛澤東的交往，卻并非是他初到延安之際，而是在此一年多之后。

當時，蕭軍已在延安工作生活一年多，經過親身的體會與觀察，他對延安的一些現象，產生了很多憤慨與不滿。例如，嚴格的等級制，導致了革命者之間生活水平的極大差異：普通作家每天的伙食很差，總吃小米粥、窩窩頭，營養不足且吃不飽；一個法院院長在醫院能住單間；機關總務人員常有西安搞來的香煙與食品享受，等等。而特別令蕭軍不滿的是，文藝界黨的干部，常常干預作家的寫作，粗暴地對待作家，制造一些令文化人不快的冤屈，使很多作家，特別是黨外作家感到無法在延安進行創作。

為此，蕭軍曾向中央主管宣傳的洛甫（張聞天）、管組織的陳云，數次反映過自己的意見，洛甫等人也出面解決過一些問題，但效果不大。因而，忍不住了的蕭軍，決定直接向共產黨的主要領袖毛澤東反映這些觀察與意見。他相信共產黨是要革命的，黨的領袖是不會容忍這些現象的。

于是，1941年7月8日，蕭軍給毛澤東寫了一信，請毛澤東與他談一次話，他要向毛反映自己的看法，并寄希望于毛澤東能解決這些問題。蕭軍過去從未同毛澤東有過個人接觸，他也不知道毛澤東會不會聽取他的意見，畢竟他蕭軍只是一個作家，還不是共產黨員。因而，為人性格既豪爽又倔強的蕭軍暗自決定，如果毛澤東不理睬他的意見，他就打算在10月19日延安舉行了魯迅紀念日活動后，即離開陜甘寧邊區，到大后方的重慶去，尋求適合的創作環境。

“最后通牒”

給毛澤東的信發出之后，過了一天，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派人給蕭軍送來一信，告知蕭：給毛澤東的信，毛已收悉。胡喬木并要蕭軍將他的意見，用信的方式，寫給毛澤東。

對此，蕭軍沒有照辦。

他希望看到毛澤東本人的回復，以便據而決定自己的去向。

在等待毛澤東回復的幾天中，蕭軍很為煩躁。對毛澤東沒能回復的原因，他也作了種種的猜測，例如：是因毛澤東需要時間調查；或是毛澤東工作太忙，沒有時間見他。甚至，他也懷疑：是否毛澤東在“端架子”、“拿身份”？

7月15日，蕭軍再給毛澤東發出一封短信，信中直接說明，他蕭軍“要和您作一次談話”的要求，如毛認為“不可能”，他就“不再干求了”。同時，他說了他準備離開延安去大后方的計劃。

蕭軍的這封信，有點兒“最后通牒”的味道，雖然文字上還是很恭敬，但其人洋溢豪氣、率性直爽的作風，的確凸現無余、躍然紙上。

固然，當過兵、打過日本人，并作為公認的魯迅弟子、魯迅葬禮總指揮，還以《八月的鄉村》而聲名鵲起于文壇的蕭軍，在當時的延安文藝界，可算是個“大腕”級人物。但是不論今日，還是當時，依常人的觀念，畢竟是一個文化人，居然向政治領袖發出“通牒”般信息，還是有點不可思議。

不過，歷史的事實卻是：一天后，毛澤東居然特派胡喬木來面告蕭軍，他患了膀痛之疾，故未及時復信，并說，過幾天后即約蕭軍接談。

兩天后，即7月18日下午，胡喬木來通知，請蕭軍去毛澤東住處，踐約與他談話。

從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