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樊建川·做一件空前絕后的事

“我經常在想，說不好，我現在就在做一件空前絕后的事情， ”

樊建川說，每當自己想到這兒，就忍不住拼了老命干下去。

樊建川 抗戰、“文革”物品收藏家。當過知青、士兵、軍校教官、政府官員，致力于中國百年歷史收藏研究和著述?，F為成都建川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建川博物館館長，并擔任政協四川省委員會常委、四川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成都市政府參事、四川省山西商會會長。

日常·谷楚華

時值十一月，谷楚華的黃豆豐收了。菜地離建川博物館不遠，地里還有些油菜、花生、番茄、辣椒、絲瓜和南瓜，長勢喜人。

天還沒亮，谷楚華就準備下地干活，把幾畝地的豆子都給摘了。但看著好幾百斤的豆子，這位八十五歲的老人還是有些發愁。不一會兒，兒子樊建川來了，帶上了兒媳，還叫上了兩個博物館的清潔工。五個人熱火朝天地動起手來。

谷楚華把摘好的豆子分成了許多等分，并叮囑清潔工幫著把豆子分給大伙。“吃不完，她就到處送人。”樊建川告訴本刊記者，谷楚華樂意把親手種的“無公害”蔬菜送人，但卻心疼自己的菜地老是被小偷光顧。辛辛苦苦從一片荒地開墾到了糧食大豐收，卻總是被路過的人順走一些，這一點讓谷楚華老是惦記。

所以，這些天樊建川張羅著在母親的屋子跟前再修個大院子。名貴樹木都不種，就拿來給母親種菜。“總不敢到家門口偷菜吧。”

早些年，樊建川在都江堰給母親買了一個別墅，還配了保姆照顧她的衣食住行。沒想到谷楚華總和兒子說“住不慣”，老想住得離兒子近一些，后來，她索性搬到了建川博物館所在的安仁古鎮。這樣，她不但能天天見到自己的館長兒子，還可以開荒種地。

除了照顧菜地，谷楚華還養著二十只雞。樊建川擔心母親勞累，給她設了限額。谷楚華經常出門，把別人的剩飯剩菜撿回來喂雞。偶爾，她也撿拾點廢紙廢鐵，堆積賣錢。這點讓樊建川很是頭疼。

谷楚華血脈里的勤奮節儉，也流到了兒子樊建川身上。“以前洗澡，就一塊肥皂。后來日子好了，上升到藥皂，最后發展到香皂，一直用到現在。”對樊建川而言，財富這東西，說白了不過就是“從肥皂到藥皂再到香皂”的過程，“再高級的我也用不了”。

他不講究名牌，最愛穿軍綠色的大衣夾克—“看著有戰士的樣子”。他經常出席商業大佬云集的場合，大老板們抽雪茄，他也理直氣壯地抽著四五塊一包的煙。他說自己不懂紅酒，就喜歡白酒能夠一口悶，還老愛到處找人干杯。就他這個級別的有錢人，大都玩上了私人飛機，他倒好，最大的休閑娛樂是晚上下班以后，待在家里看電視劇—沈傲君是他前段時間最喜歡的女明星，因為“長得干凈，演技還好”。近來，他在復習奧斯卡得獎影片，堅持每晚看一部，“算是給自己加點藝術氣質”。

沒有學過一天書法，他的辦公室里卻掛滿創意十足的字畫；沒有學過一天美術，卻和設計大師一起規劃了整個博物館聚落。他也沒學過音樂，唱起歌來卻是渾厚男高音的路數，前年他還趁著興頭灌錄了一張專輯，博物館里售價五十。這些天他還在琢磨，往后要在自己的阿慶嫂茶館里做“酒吧歌手”，每晚拿著手風琴，唱著歌來招攬生意。樊建川唯一“高大上”的愛好，是金絲楠木古董家具。他在辦公室里放了一套柜子和桌椅，金光燦燦的，特別顯眼。“木頭里面能長出金子來，這難道不是奇跡？”工作累了，樊建川就到金絲楠木的椅子上坐一坐，“天天面對苦難，總得要找個舒心的方式”。

看著似乎挺清閑的日子，實則恰好相反。早上五六點鐘起床，凌晨一兩點之后入睡—樊建川的這個生物鐘已經保持了五十多年。一年四季，他沒有周末，也沒有假期。每天早上，他幫母親干完地里的活，八點就如常的出現在那個名為“忠義堂”的辦公室里。一碗刀削面后，樊建川一天的工作就開始了。他拉開忠義堂的窗簾，一大片的綠蔭盡收眼底。窗外是一個小樹林，各式樹木兀自長著，濃郁的樹蔭幾乎把天空遮蔽了起來。窗邊的爬山虎郁郁蔥蔥，框住了這一片難得的風景。

樊建川的松鼠還沒有來。幾個月前，不知道從哪來了一只松鼠，在忠義堂外的小樹林里“定居”下來。每天早上，樊建川都能看見這只松鼠從窗邊的大樹上探出腦袋，和自己對視，仿佛通了人性。日子長了，樊建川索性每日在窗邊撒上幾顆花生米，將它當成寵物養了起來。

十多年前，這里并沒有樹，是一片光禿禿的泥地。樊建川來了，建起了館的同時，慢慢地也種上了樹，有了幾條林蔭道，甚至還有一條小河。起先，樹長得很慢，瘦弱的樹苗緩緩抽出綠葉，花兒一朵朵相繼冒了出來。一個又一個四季交替，樹林茂密了起來。昆蟲來了，然后是青蛙、松鼠、蛇，以及各種鳥類。

三年前，建川博物館聚落被評為成都市的市級森林公園。樊建川高興得不得了。如今的建川博物館聚落就像一個原生態的大自然，這條完整的生物鏈，是樊建川花了十年時間接上的。

“看到樹在往上長，一天比一天高，特別好。”樊建川望著窗外，“像種樹一樣，把根站住了，以后就會越來越好。”

館長·樊鮮花

樊建川每日要處理的事務繁多，唯一的樂子是外孫女樊鮮花帶來的。每個周五，樊鮮花便會跟著媽媽和外婆，來到安仁，陪外公樊建川一起“干活”。

樊建川最喜歡問樊鮮花的問題是：“想不想做館長？”

“想。”五歲的樊鮮花使勁點頭—回答“想”，外公就會給自己買巧克力吃。做館長到底意味著什么，年幼的樊鮮花還不懂，但樊建川對這事已經有了詳細的規劃：等到外孫女十八歲，就讓她跟著自己做博物館。“她要讀大學，就讓她讀。不想讀了，建川博物館就是她的大學。”

樊建川的女兒沒有接過父親的班—有個名聲響亮的父親，她卻甘心做一個普通人。前幾年，她嫁了人，生了孩子，過著安穩簡單的小日子。女兒對博物館的事業不熱衷，樊建川笑說自己只能往外孫女下手。樊鮮花倒是很喜歡外公的這個“地盤”。她經常穿著花裙子，坐上觀光車，跟在外公屁股后面，到博物館聚落里四處“巡邏”。

建川博物館聚落，是樊建川大半輩子里最自豪的事業—2005年8月15日，建川博物館聚落在四川大邑縣安仁鎮悄然開館。因為沒得到國家的批準，樊建川最終只能打了個寫著“建川博物館征求群眾意見試營業”的橫幅，在悄無聲息中開了館。這是個很重要的日子，“抗戰勝利60周年，我怎么都得搏一下，也算是一種表態”。

樊建川并沒有做任何宣傳。他知道，在博物館建成之前，若是得到各方的關注，這個工程肯定舉步維艱。但消息還是傳了出去。

那天來了五萬人。眼看開館的盛況，樊建川產生的第一個念頭不是高興，而是害怕。“我從來沒有想到會有那么多人從全國各地趕過來。要是那天出現了哪怕一個踩踏事故的話，加上非法開館這個罪，我肯定就被抓進去了。”樊建川擔心被抓，更擔心出了事故，建川博物館以后都開不成了。

幸運的是，開館當天的一切都異常順利。這種幸運一直持續著，經過幾個月的“試營業”后，建川博物館聚落終于得到國家的批準，正式擁有了自己的合法身份。

辦館之前，樊建川是做房地產的。最早說要建館，他是熱血沸騰、志在必得，但外頭根本沒有人看好。“大家都反對，認為我是在找死。”博物館開建，許多朋友也來看過。遠大的張躍、萬達的王健林都來了，都很理解，也支持。“但劉永好是反對的。他就覺得這個東西我做不成，我的企業、我的人，都會被這個夢想徹底拖垮。我也理解他，是出于一種愛護。”

一轉眼，辦館十年。在樊建川的努力下，建川博物館聚落成為國內少數幾個能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民辦博物館的范本之一。朋友們的擔憂沒有成為現實，反之，他的博物館之路正在朝一個更成熟、更健康的方向前進。這幾年，為了博物館的將來，樊建川決意重返房地產圈。他在安仁買下了幾塊地，開始做起打造“公館”概念的生意—有了錢，才能談發展，才能保證博物館的基本生存。

建川博物館聚落一天的運營費用在十萬元左右。而低廉的門票價格，連補貼館內每日水電費用都不夠。加上服務、培訓和道具出租，也只能是勉強平衡開支。作為曾經的生意人，樊建川想出了一套維持博物館生計的模式。除了房地產，他開始“賣”博物館。這成為建川博物館聚落目前主要的盈利模式。

“我們現在是中國最大的博物館提供商。”樊建川說。十年來，樊建川和他的團隊積累了許多創建博物館的經驗，如今，他把這些經驗打包出售，提供給那些準備創辦博物館的人。從策劃設計，再到陳列展示，樊建川提供的是一條龍式的服務。“他們有一個空房子，但里頭卻不知道該放些什么。我們就像一個裝修公司，把這個房子填滿。”

去年，甘孜州要辦一個鄉城紅軍長征紀念館，毫無經驗的展方請來樊建川的團隊，將紀念館建了起來。等到裝修都快做好了，對方才告訴樊建川，他們其實一個藏品都沒有。最后，樊建川狠了狠心，一口氣拿出467件紅軍文物，作為捐贈送給了他們。“幫他們創建紀念館，做下來的利潤不過一百多萬。但我捐出去的文物就價值上千萬了。”

樊建川的庫房里，堆積著上百萬件的藏品，其中國家一級文物就有三百多件。事不多的時候，他就搬上梯子，在庫房里呆坐上一會兒，翻翻老報紙，摸摸舊瓷器，享受一下和寶貝們單獨相處的時刻。

“我經常在想，說不好，我現在就在做一件空前絕后的事情”，樊建川說，每當自己想到這兒，就忍不住拼了老命干下去。“我要建100個博物館，而且品質必須越來越高。真的建成了，我這輩子就算沒白過！”

戰士·常建偉

常建偉是樊建川的秘書，跟了他十多年。

樊建川經常累得在車上直接睡著，每當這個時候，常建偉都盡可能的把車子開得平穩安靜，不忍打擾到他。但只要車子一到博物館，樊建川就會立刻醒來，就像打了雞血一樣，精神百倍、昂首闊步地走下車來。

收藏品、辦展覽、做培訓、建館、指導建館、接待客人……樊建川幾乎都是親力親為。常建偉時常感嘆，樊建川實在太忙，太累。他有時候也很不理解，為什么年過五十的“樊總”總是像個陀螺一樣，轉個不停，精力比那些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還要旺盛。

常建偉是樊建川親自挑出來的“兵”。那是博物館剛成立時招聘員工，剛剛退伍的常建偉前去應聘。樊建川親自面試，看了一輪，問了一些家長里短的問題，然后選中了這個站姿英挺的年輕人。

也許樊建川是在他身上看到了年輕時候的自己。1976年冬天，19歲的樊建川作為替補兵進了部隊。當兵時拍的第一張照片，是瘦弱斯文的樊建川戴著雷鋒帽迎風站立，胸膛挺得如同一堵水泥筑的墻。

當兵十二年，軍人的情結扎根在了樊建川的血脈里。前年，樊建川回到內蒙，找到了當年曾經安營扎寨三年的化縣一號山。往事一幕幕在他眼前飛馳而過，而三十多年前的宿舍，如今卻早已變成了一片廢墟。“別說只剩下幾堵墻，就是剩幾塊磚，也是老連隊。”樊建川下定決心，要把當年的戰友都叫回來，聚到一起。

接下來的一年間，他走遍全國各地，總算把老戰友們都找到了。去年八月，內蒙古守備一師一團三連的戰友在內蒙古聚會。就在當年駐扎的舊址上，樊建川立起了一塊紀念碑，上書“戰斗青春 永恒陣地”。

荒山上渺無人煙，樊建川就搭起了好幾個蒙古包，戰友們就住在里邊，熱熱鬧鬧的，就像三十多年前一樣。樊建川還給每個戰友都做了件T恤，上書“戎馬邊疆”。

輔導員來了，炊事班班長來了，老班長來了，老連長來了，參謀長也來了……荒山上，戰友們點燃了鞭炮。紅色的碎屑隨風飄散在這片廢墟之上，仿佛在祭奠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樊建川哭了，戰友們也哭了。

“一輩子走南闖北，總有幾個地方牽著魂。”戰友聚會后，樊建川的夢算是圓了。“以前

老是想回去，做夢都想?，F在我給那段過去、那段情感畫了一個句號。以后也許不會再回去了。”

樊建川是個重情義的人。二十多年前和他一起創業的八個人里，到今天還有六個留在他身邊打拼。原因當然有很多，但樊建川的江湖義氣肯定是最重要的一個。“袍哥人家嘛，講情義”，他說。在樊建川的眼里，要交朋友，光講情義不夠，“還得有正氣，有正能量”。

他的員工們想必對此深有體會—樊建川和員工們相處得都挺好，幾乎是打成一片。偶爾，他對此也會有點苦惱，到底這種“袍哥情義”，對自己開展工作是好，還是不好？

當然，他也有特別嚴肅的一面。建川有個規矩，每個月，每個員工都得上交一份詳盡的述職報告。月末，樊建川便拿著述職報告一份份地認真閱讀，還往里填不少意見和建議，然后反饋給員工。發現員工的報告潦草，樊建川還會有些生氣。“寫報告都不認真，工作能認真嗎？”

樊建川每年還會給員工發一個本子，要求他們每天都寫工作日志，當練筆。那些個本子，樊建川都不看，但還是下了必須得寫的硬性規定—每年得把本子寫滿，才算是盡職盡責。“把工作中發生的失誤記錄下來，翻開的時候反省一下，對他們來說也是好事。”當然，樊建川對自己也有同樣的要求，每天晚上入睡前，他至少會花上十來分鐘寫工作日志。這個習慣至今已經堅持了二十多年，那些被他寫滿的日記本子，堆起來也挺可觀的。

白天，樊建川對員工的管理特別嚴格；但每當到了晚上，他就徹底卸下一天的工作，跟員工們玩在一起。大伙最常玩的是斗地主，哪怕輸得一塌糊涂，樊建川也高興極了。興頭上，樊建川還會給員工們高歌一曲，唱來唱去，還是離不了那幾首紅歌。

標簽·樊哈兒

忙碌；瘋狂；爭議；變革；反思；財富；敲鐘人；理想主義者—這是媒體往樊建川身上貼的標簽。

樊哈兒—這是樊建川往自己手機上貼的標簽。還以為這三個字取自不久前電視上播的一部抗日劇，里頭的抗日英雄就叫樊哈兒（原型為川軍名將范紹增，綽號“范哈兒”）。

誰料樊建川竟大笑著說，“哈兒，四川話里就是傻子的意思。”

外人看來，樊建川做事確實挺“傻”的。參過軍，教過書，“混”過官場，“玩”過生意，最終卻選擇了一份外人看著最“不靠譜”的職業—博物館館長。這也就算了，建個館吧，還把自己下海十多年積攢的全部財富都搭上了，甚至賣掉了公司的辦公樓。

但樊建川說，今天的自己，比當初身為官員的樊建川，身為企業家的樊建川，都更有話語權。因為，今天的自己干的事情，可比當年厲害多了。

曾經有兩次重返官場的機會，但樊建川想都沒想就拒絕了。“這些事根本沒法進入我的考慮范圍。”博物館一路做下來，面對歷史，他只能說實話。“一來，我早就不適應那種環境了；二來，我怕答應下來，往后要昧著良心辦事的。”

離了官場也好，舒心。但商海里還得多打拼幾年，給博物館攢下一點資本。這幾年，樊建川越發感到時間的急迫。他說大概是中年危機，自己總有死期將至的擔憂。

2007年12月6日，樊建川在成都公證了一份遺贈—去世之后，他的建川博物館聚落就歸政府了。他在《大館奴》里寫下這樣一段話：“以前很怕死，怕死后博物館沒人照料，這天之后，突然一身輕松。我今天死國家今天接館，明天死明天就變成國家的博物館。我知道博物館可以繼續存在下去了，我的文物和我的博物館還能說話，還能講故事。講多久呢，至少一千年吧。”

六年后，他又寫了一個捐贈補充。“以前想著無條件的把博物館捐贈給他們，現在要補充一些條件。”

樊建川提的條件并不苛刻。

一， 請繼續執行建川博物館“忠禮勤信”之企業理念以及相關規定制度；

二，博物館已經完成的展覽陳列不要做大的根本的改動，盡量保持固有之風貌；

三，博物館之館藏文物不能出手或轉讓贈予他人；

四，善待博物館現有全體員工，使他們能干到退休；

五，政府作為控股大股東，應尊重和保障其他股東的權益；

六，現有管理團隊熟悉情況，工作刻苦。應該依仗他們繼續工作，在人事交換中，希望能長期延續和傳承建川博物館長期形成的民間博物館優勢。

“主要是怕不在我手上之后，博物館的性質會變。”樊建川的擔憂不是在接下去的三五年，而是在更長遠的未來。“我的話是對一百年后，三百年后，五百年后，一千年后的政府說的。”列明幾個條件，他又寫上這么一段話，“總之，我希望建川博物館能像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一樣，在一屆又一屆的政府管理和支持之下，長期存在下去，使其文化作用長期警世。”

在補充聲明的最后，他特別感謝了建川博物館的全體員工。補充中有一條特別提到，他期望哪怕自己去世后，現有的全體員工也能被政府善待，使他們能干到退休。“他們會把我的生命延續下去。他們還在，我的生命就還在這個地方。”

他的上半輩子已經毫無保留地貢獻給了建川博物館，而他的下半輩子也將和這五個字緊緊相連。

在樊建川的口述自傳《大館奴》里，陳丹青寫下這樣一段話：“建川，你要是生在民國，你的造就肯定會更大，你肯定上戰場，當將軍。哎呀，不過你生在這個時代，也做了一件大事。”

這讓樊建川很自豪。

[對話樊建川]

死在戰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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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

“對我來說，公道才是天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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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紅二代的身份給你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樊建川：第一，是讓我對歷史抱有了崇敬和尊重。對家里的上一輩人打的仗、負的傷，有理解，有尊敬。我岳父負了兩次傷，我父親負了七八次傷。戰爭的時候，他們被打成了篩子，沒死，活了下來—他們抗爭，拋頭顱灑熱血，一方面是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百姓，為了建立一個相對公平的社會。第二，紅二代的這種身份，讓我對共產黨有著原始的感情。但我也清楚，共產黨一定要跟著社會形勢發展，要有變化，有改革。比黨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追求的是歷史的公道和公義。這也是我為什么要做國民黨抗戰館、川軍抗戰館，甚至援華美軍的飛虎奇兵館的原因。對我來說，公道才是天大的事情。

記者：父母對你的影響呢？

樊建川：我從父親那里繼承了他的正直。他教給我一個真正的兵所應該具有的所有品質—不怕苦、不怕死、不崇尚榮譽、不貪財。我的父親是一個正直仗義、不說假話、寧折不彎的人。我的辦公室就叫“忠義堂”，用的是我父親樊忠義的名字。以前，我覺得父親遺傳給我的東西可能多一點，現在回過頭想，母親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母親是個很謹慎的人，從小就跟我說，人要居安思危。她很勤奮，但總是擔心家里有一天會沒錢用，過不了日子。因為擔心，因為怕，所以做事總是很謹慎，總要有點隔夜糧在手，留個后路。長大后，我去做投資，也是母親的影響。做博物館是個很冒險的事。但是我從一開始就考慮得比較周密。我很早就在想，博物館應該怎么設計，怎么完善，甚至于怎么營利怎么謀生。所以十多年前，博物館剛開始籌備的時候，我甚至考慮過把它做成俱樂部的模式，就是想著博物館不能光是建起來，還得要有資本去發展。

記者：這幾年來，你自己最大的一個變化是？

樊建川：剛開始建館的時候，建川博物館聚落是光禿禿的，沒有樹。后來我們種上了樹苗，隨著時間的推移，樹就一天天地長起來了，稀稀落落的枝椏，變成了今天濃密的樹蔭。這是我能用肉眼看見的一個過程。我的變化，就像這些樹蔭一樣，天天都在長，如今終于長到了一個比較成熟的狀態。十年的時間，自己心態成熟了，對未來的方向更明確了。從一個完全不懂博物館的商人，到做成了這么一件大事。這件大事對我這一生的影響，通過這十年，基本上是都看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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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

“雖然一句承諾要用十年的時間來證實，這件事有些可悲，但畢竟是證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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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據說建館的時候，遇到過很多爭議。

樊建川：對我拍桌子、指著我鼻子大罵的人挺多的。但更多的時候，是我對別人拍桌子大罵—他們對我建館有意見。很多人認為我不可理喻，怎么能給國民黨建博物館呢。雖然他們是好心提醒我，但我就是不服，當下就拍桌子了，藏不住自己的脾氣。面對質疑的時候，態度肯定是很堅定的，但實際上有時候心里還是很難受。這是人性。別人說你不好，你總歸會難受，會不爽。后來我也嘗試著大度一些，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很多人經歷過那些不堪回首的年代，甚至在那時失去了親人朋友，家庭支離破碎。如果他們對建館這個事情表達出來的反感，是真實的情感，我都要給予尊重。

記者：還有說你是買地來投資的。

樊建川：很多年前，就有人拿這個話一直攻擊我們。江湖傳言就是說，我們幾年前買的地，并不是都拿來做博物館，而是用作商業用途，做房地產賣別墅什么的。面對這樣的質疑，真的是百口莫辯，我說什么都沒有人相信，只能是越描越黑。我只能做給他們看。這十年下來，就像我當年承諾的一樣，土地全拿來做博物館了。慢慢地，這個質疑就銷聲匿跡了。后來我就想，沒多大點事，平常心去對待它，或者索性拋開那些質疑不管，時間會證明一切。雖然一句承諾要用十年的時間來證實，這件事有些可悲，但畢竟是證實了。

記者：自己對建博物館這件事產生過懷疑嗎？

樊建川：以前從來沒有，但現在開始偶爾會想。也許是到了這個年紀，對于自然的憂慮，甚于我對于當前社會形態的憂慮。我擔心，人類沒有改正的機會了。以前，我為體制憂慮，為當前社會的種種不公感到悲觀……后來，我發現什么制度、什么社會不公正，原來都不是大事兒。最重要的事，是對自然、對環境、對地球的公正。這也讓我對自己做博物館的意義產生了懷疑。從小我就在思考地球和宇宙的關系。我們認為我們生活的地球是很大的，但地球對于整個宇宙來說，卻是微不足道的。而一個人的悲歡離合，其實就更渺小得不值一提。如果每個人都能像我這樣，想清楚這個問題。也許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紛爭會更少一些。

記者：你是否擔心博物館里記錄的歷史苦難、恥辱和悲劇，會在現代以另一種方式重演？

樊建川：肯定會有，只是說我希望重演的程度會輕一點。博物館的意義就在于此—它以回顧歷史的方式，給我們的未來以啟示。未來，戰爭會有，地震也會有，與“文革”類似的事件也會有。我們在博物館里回顧抗戰，回顧災難，回顧歷史，那些遺留下來的東西會給我們很多反思、警醒和提示，讓我們做好準備，去應對未來可能重演的悲劇。當下一次悲劇出現的時候，有了這些準備，興許造成的傷害會減輕一些?，F在正在籌備的文革博物館，就是希望它能對未來可能出現的下一場思想禁錮有所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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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權

“我不想做公知，我不能讓自己成為一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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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這些年你經常到中學、大學去講課。

樊建川：我總是希望能在傳統教育的外圍，給孩子們提供一種多角度的思維方式，教會他們以后面對問題甚至于面對生活，要學會換個思路去思考。為什么兩三萬人的八國聯軍，能侵略一個四億五千萬人的中央帝國？盧溝橋事變，為什么十七萬中國軍人，卻搞不定兩萬日本兵？類似的問題，歷史課本不講，但我會提。在講述歷史的時候，我總會設下些埋伏，給孩子們提供一個打問號的機會。這個問號，就是追求真相的精神、懷疑權威的精神。一定要獨立思考，有質疑精神，這個是最重要的。

記者：企業家、政府官員、博物館館長，哪個身份給予你的話語權更大？

樊建川：現在肯定說話的聲音要大一點。以前說話聲音很小，現在得到的尊重更多，就像手里拿了一個麥克風，隨身攜帶了一個移動音響一樣。

記者：很多人通過微博獲得了話語權。針對某些大眾關心的社會事件，他們一旦發聲，就能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你希望得到這樣的話語權嗎？

樊建川：我不希望。不但不希望，而且我還刻意去回避。我知道在微博里發什么樣的內容能引起大眾的轉發和關注。但我在回避這些。我不是沒有自己的觀點，也不是不想發表自己的觀點。面對社會上的種種不公，我也有很多想法，也想說明自己的態度。但我的責任不在于評論時政，我的責任是保護好我的文物，我的倉庫，我的博物館，保護好我手里的這些歷史—離了我，沒人再來保護這些歷史。我不想做公知，我不能讓自己成為一個目標。坦白說，我也想“左右逢源”—左派右派，我都試圖去了解，去理解。作為一個博物館館長，最重要的一點是要以客觀、冷靜、理智的態度去對待歷史。

記者：對藏品也能保持客觀的態度嗎？

樊建川：建川博物館聚落是在敬畏的精神上做起來的—敬畏歷史，敬畏文物，敬畏英雄，敬畏正義。按理說，博物館應該保持一個相對客觀和理性的態度。但實際上我們很難做到，美軍館、川軍館，就有很強烈的情緒—歌頌、贊揚。但我也在反思，即使是有情緒，也應該是通過展覽藝術來表現，而不要通過簡單的文字來做出判斷。盡量做到客觀、理智，對自己的情緒也必須做出克制。這個問題，我們會逐步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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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戰士死在戰場上，是一件光榮的事情。建川博物館聚落，就是我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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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你從來不忌諱談論死亡？

樊建川：我以前有一個想法，當我死了，要把自己的皮剝下來，蒙成一面鼓，放在博物館里。后來是我愛人不讓，所以沒把這寫進遺書里。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但我僅僅是覺得，死后一把火把我燒了，太可惜。我經?？紤]死亡的事情。嬰兒一出娘胎，就在走一條通往死亡的路。每個人走的都不是活路，沒人能逃過死路一條的結局。我現在走到57歲，人生過了半，對我來說就是死期將至。我也怕死，正是因為怕，所以趁自己現在還沒喪失勞動能力，所以想干些什么、還能干些什么，就拼了命地干。我要給自己，給博物館一個交代。所謂的交代，不是名和利，是指我得想好了，怎么能夠讓博物館長久活下去，給它一個長期生存發展的理由和機制。

記者：害怕博物館的事業無以為繼？

樊建川：與其說我怕死，不如說我擔心未來，擔心博物館在我死后走下坡路。我知道，世上不會再有第二個樊建川了，因為時代不同了。當下的樊建川，是時代造就的，后來人沒法成為我。要有豐富的知識面，還得有企業經營管理的經驗；有一定的收藏能力，還得有一定的鑒賞水平；懂文字，還得懂一些美術設計；有正義感責任感，還得能掙到錢；不怕死，情商不錯，最后還得愿意把東西全部捐給國家……這些條件全都具備的人，或許不會有了。這讓我更擔心博物館的未來。就像詩詞最輝煌的時代凝固在唐宋一樣，建川博物館聚落最好的時代，也許就凝固在我死去的那一刻。這樣也好，后人才會將它視作珍寶。

記者：擔心自己的熱情有朝一日會走下坡嗎？

樊建川：我從來不擔心這個，因為我知道自己會奮斗到死的那一天。我最喜歡的一句名言，是川軍抗戰將領王銘章說的：“我死在這里很痛快”。戰士死在戰場上，是一件光榮的事情。建川博物館聚落，就是我的戰場。

[記者手記]

大寫的人

樊建川的軀殼之下，有一個橫沖直撞的“山野莽夫”。

他說話聲音洪亮，腰板挺得很直，總是穿著軍綠色的衣服，昂首站在眾人的注目之中—他仿佛永遠被一種強大的自豪感包圍著，卻并不高傲自負。哪怕是他安靜不語的時候，你同樣也能感覺到他身上有一股壓不住的野氣、江湖氣在四溢，繼而不斷向周遭釋放—這種強大的氣場，也許來自他所扛負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抑或是來自建川博物館給予他的價值和意義。

在一些記者的描述中，他是血氣方剛的戰士，是充滿熱情和想象力的硬漢；同行將他描述一個理性的、充滿智慧的人物；朋友們用在他身上的形容詞則經常出現“傳奇”二字。有人將樊建川形容成唐·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者，也有人將他看作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現代武訓。有了微博，樊建川仿佛離眾人近了一些。他每日都在微博上描述著自己流連于博物館的時刻，同時一遍遍記錄自己行走各處，追溯歷史的場景—用的卻是一種帶著些許文藝腔調的書寫—“蘆山，龍門山，張家大院，紅三十軍軍部，李先念等曾在此駐扎，指揮戰斗，徐向前也在此召開過軍事會議。尋訪，大門緊閉，推開，吱呀一聲，清風雅靜，唯有一只貓在巡梭?，F在，此屋主人是農民，目測，地震中損傷不重，老式穿架房子有抗震優勢。戰火硝煙早已散去，地震陰霾正在離開，歲月靜好。”

真正和他面對面，才發現一個更真實的樊建川。他幾乎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中唯一的重心便是建川博物館聚落。偶爾的消遣，是陪著孫女樊鮮花，拿上幾顆花生米，在辦公室的窗邊喂一只每天都會出現的小松鼠。早幾年，他最喜歡的穿著是軍大衣，平日里往身上一披就去“巡視”建川博物館聚落。后來，一件時髦的軍綠色夾克又出現在他身上，因為“有軍人范兒”，總算是擺脫了只穿軍大衣的形象。再后來，他又開始穿黑色皮衣，因為“架勢像個將軍”。

與其說他有革命情結，倒不如說革命的精神，已經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從辛亥革命到汶川地震，他在用一種另類的記錄方式，書寫中國每一個變革的時刻。為建博物館，他耗盡所有，甚至賣掉公司的辦公樓；福布斯把他以20億身家排進富豪榜，壓根拿不出多少錢的他，卻對博物館只值20億的說法耿耿于懷；他最喜歡的一首歌是《送戰友》，他灌錄了一張個人專輯，這首歌排在第一的位置，他說哪天自己死了，辦喪事的時候，靈堂里就放自己唱的這首歌。

樊建川是簡單的。針對任何問題，他都不打馬虎眼，也沒有什么不能回答的問題，就看你愛聽不愛聽。太實誠的一個人，不遮不掩。直著脖子說話的時候，總讓人聯想到那個在金沙江邊小鎮上打架弄得滿臉掛彩的野孩子。樊建川又是復雜的。他的身上承載著太多歷史的符號，有敢于直面歷史的正氣、警醒世人的責任，也有在爭議和質疑中不卑不亢的自信。

自始至終，樊建川都傲然站立著，就像茫茫雪崖邊上的一個哨兵。戰，是熱血硬漢的江湖義氣和錚錚鐵骨；士，是文人士大夫的悲憫情懷和理想主義。這兩個看似矛盾的字，在樊建川身上濃縮、鑄就、碰撞，最后融合。不敢稱其為英雄，就其做的那些事，至少在他身上有一個大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