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十月金秋，是新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春天：歷時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漫長嚴冬終于過去，人民、祖國迎來了精神解放的春天。然而，對于我來說，這個秋天卻不啻嚴冬，因為我的父親倒下了，倒在春天即將到來的門檻上……

姜文采用了成年馬小軍的視角，去解釋馬小軍的青少年時期。雖然屬于成人期，卻實質上代表了文化大革命時期人們的集體記憶，不同于其他表達創傷的電影，無論是文革那真切的疼痛瞬間抑或傷感的傾訴，這部作品均不直接去觸摸。

1997年春季學期開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原主任麥克法夸爾教授的“文化大革命”課，在哈佛最大的教室桑德斯劇場揭開帷幕。作為一名中國學者，我在偌大的課堂上認真旁聽，感受很不一般。我看出，這幾百位出生于西方的年輕大學生，是如此聚精會神地聽著發生在遙遠中國的一段往事。

經歷了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后，人們對中華民族這場史無前例的大劫難不可避免地有不同的解釋和看法。

勞教本質上跟收容審查是一樣的，都是沒有經過司法程序就限制人身自由。這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定的制度，主要是針對當時的街頭打架斗毆現象，沒有辦法管，只有勞教這個辦法?，F在提出了法院矯治制度，我認為是個辦法，法院判法院執行，檢察院可以監督，不知道這么長時間了，為什么還沒有制定出來。

社會的發展，早晚達至眾生平等。但具體如何走，則大有講究。是像我國“文化大革命”時那樣，將文化程度較低的工農兵直接提拔到各級領導崗位；還是像改革開放之后，發展高等教育，逐步提高人民的整體文化水平？查韋斯反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一回事；但高唱“反美”，以此打擊本國那些有文化的、似乎向美國生活方式走得比較近的中產階級，則是另一回事。

以大歷史觀，東方國家在現代世界尋求獨立自主發展的大變革近乎停滯，而古今中外罕見的“文化大革命”登上舞臺。主義價值之爭、社會主義陣營地位之爭、權力之爭奇跡般糾結在一起，決定了數億人的命運。后人重新審視這場浩劫時，從舊事與資料中挖掘了顧準、遇羅克、張志新等人的彌足珍貴的聲音，并視作民族追求真理、獨立精神不曾絕跡的寬慰。

中國法家治國思想體系的遺毒，是非常嚴重而深遠的。辛亥革命以后，蔣介石政權實行的，不仍然是外儒內法的統治嗎？導致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不恰恰是法家治國思想的深化嗎？甚至直到今天，中國法家治國思想的遺毒仍然有影響，所以我認為，中國當前急需補的一課是：批法。

同是紅色政權，科耶夫拍攝的中國和蘇聯完全不同。1967年科耶夫來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拍下那些刷滿標語的古建筑和粗布藍衣的行人。故宮、頤和園和天壇的紅墻上、橫梁上，處處粉刷著醒目的大標語：“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徹底砸爛舊故宮”、“援越抗美”……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進行的同時。軍方探尋外星文明的絕秘計劃“紅岸工程”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但在按下發射鍵的那一刻，歷經劫難的葉文潔沒有意識到，她徹底改變了人類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