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觀當然有正確與錯誤之分，分際在于是否正義公道，尊重自然權利、自然法，是否有利于家庭、小共同體、社會與文明的綿延。在某個階段，偏頗乖僻、摧毀社會共識、破壞文明根基的價值觀可能盛行，甚至還可以用來掙錢、掙大錢，但這絕不是正當的生意，所表現出來的“企業家精神”也是有害于社會的。

造謠誹謗與誣告陷害會給受害者帶來“社會性死亡”的人格權利受損，對他們的正常工作與生活造成近乎毀滅性的打擊。不管涉事人員出于何種目的，造謠誹謗帶來的侵權后果都可以非常嚴重。公權力理應摒除“性別偏好”嫌疑，一視同仁地打擊造謠誹謗行為，震懾那些潛在的幸進之徒，同時依照比例原則給予受害者對等的司法救濟，還他們一個公道。

“鄉愿，德之賊也”，精準地揭露了“老好人”的危害性?？瓷先ト诵鬅o害，卻因為對誰都不敢得罪、不愿說“不”、不能主持公道，從而導致一個單位、一個部門的風氣敗壞，也令一個家庭失去凝聚力。

報道刊發前，程海燕愿意實名。我相信，經歷并處理過如此重大的人生跌宕，程海燕一定會比她自認為的更堅強。

你的判斷力是否就是比下屬的判斷力強，你做的事情是否就是比下屬做的事漂亮。歸根結底，作為一個領導，你有沒有威信，是你的業務能力以及人品說了算。當你德才皆備、處事高明時，哪怕你是一個“空降兵”抑或一個后起之秀，也照樣會被下屬敬服。

受害者有權索求正義，與TA最終能否得到正義，是兩件事，前者也不能自動導向后者，而是需要受害者本人“做功”。楊妞花不放過人販子，也不認為僅僅把人販子判刑就夠了，她不僅僅是這么想了，更是這么做的，做到才是難能可貴的。于她而言的直接動機，是為自己、為自己的父母討回一點公道，而她同時也為所有被拐賣的孩子及其家庭討回了公道，也給我們這個社會樹立了正氣與血性。

結婚需要兩個人的合意，但若是一方覺得過不下去了就可以提出離婚。如果雙方“和平分手”的話，大多會直接協議離婚領證走人。而如果雙方一定要鬧到法院、以起訴的方式離婚的話，多半是因為在財產分割與撫養權歸屬上出現了重大分歧，不得不讓法院來主持公道。

本案后續處理中的種種疑點、當事人與受害者的身份特征，無疑都是引發輿情的主要原因。本案中當事人的身份引發關切，公權力理應嚴肅深入調查本案，澄清疑云，還原事件全貌，給當事人一個公道，給公眾一個交代，只有這樣才能擦亮公信力。

根據“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對本案中的三名加害者僅僅“批評教育”、要求“嚴加管教”顯然是不夠的，有必要予以執行第四十一條或第四十五條中的“矯治教育措施”，并考慮送入“專門學?！庇枰猿C治教育，震懾他們的犯罪傾向，也還受害者一個公道

如果詐騙者僅僅“巧取”一紙婚書就可以“豪奪”被害人一兩代人辛苦積攢的財富的話，那么這無疑是對公民人格財產權的踐踏，也是對婚姻家庭價值觀的侮辱。翟欣欣被刑事立案是一個好的開始，但公權力也應調查其除敲詐勒索罪之外尚存的詐騙罪嫌疑，還受害者一個公道，捍衛婚姻家庭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