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AI技術一日千里，人工智能或正在邁入AGI（通用人工智能）的門檻，用AI技術輔助企業決策、審批甚至法官判案，或是大勢所趨，有助于做出一致性、高質量的判斷，同時抹除個人自由裁量的空間進而消除設租尋租的空間。通過AI技術與算法來反腐、來約束權力，前景廣闊，對企業內部的權力來說，對政府公權力來說，都是如此。

法院案例庫可以說是實現“類案同判”的一種“自上而下”的路徑。由最高法來確定某一類案件的“正確”的裁判案例，作為權威案例進入法院案例庫，這些案例一定程度上有了判例法體系下案例的作用。 裁判文書網則可以成為實現類案同判“自下而上”的路徑。同類案件的裁決可能有不同，但裁判文書公開之后，引起公眾、法學界、司法實務界的意見碰撞和探討?！罢胬碓睫q越明”，在這樣的討論中，各方對法律的理解也會逐漸趨向一致。

法官法第八條規定，法官“依法審判案件，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以“仿真槍”“玩具槍”“槍形物”作為關鍵詞搜索，共發現五千余件司法裁判案件。另據相關報告，保守估計我國約有60萬槍形物愛好者。按照“槍口比動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槍支認定標準，該群體龐大的槍形物愛好者極有可能涉嫌犯罪。

如果將AI用于判案，人們需要對其有足夠的信心。司法AI算法影響深遠，其開發者必須是經過公開選擇的，其算法必須是公開的，應該經過法律、技術等專業人士的討論，也要經過更廣泛的公眾討論，并達成共識。這個算法不應該是一個無法解讀的“黑盒子”，不然，人們無法預期其一致性。

科學與法治，對當代中國而言，非常重要。兩者之間，關系又如何？

各級法院、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有拒絕任何形式的指示和批示的憲法義務；各級法院組成人員有拒絕出席任何旨在直接影響具體案件審理結果的外部聯席會議的憲法義務；法院審判案件均應獨立進行，不應事前與檢察機關、公安部門等組織協商。

自2012年7月起，福田法院公開選任了35名審判長，每位審判長帶著2名普通法官和3名法官助理，以及其他輔助人員，組成專業化的審判團隊。 這套機制，試圖讓審判長們“像一名職業化法官那樣去戰斗”，審判長集法官與庭長的職權于一身，原則上除了依法應當提請審委會討論的案件外，多數案件均由審判長決定，裁判結果不再層層審批，由審判長直接簽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