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孚木留下了重重迷霧，今日我們所知，只是冰山一角。1955年，“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發生，受牽連的原地下工作者達千人之多。陳孚木在1957年回廣州，被安排到廣東省僑務委員會當參事，似乎沒有受到潘案的影響。筆者大膽猜測，陳孚木得到何香凝、廖承志的有意保護，他在廣東省僑委的職務，也是他們兩位的安排。陳孚木在“落水”之前，一定要何香凝親自做證明人，確有先見之明。

李某哪懂啥革命還是反革命？他只是孩子多，全家人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穿的都是補丁摞補丁的衣服，偷點黑紗不過是做衣料御寒用，他大哥的用意挺明白：窮了，都是窮惹的禍。

什么反革命？什么右派反黨？就看你從哪個角度觀察了。從“保衛領袖”的角度來看，當然嚴重得很，該殺該關；可是從老百姓的角度看來，卻不值一提，小事一件而已。

馮驥才先生二十多年前的《一百個人的十年》（江蘇文藝，1991）中，有一千來字關于朱學逵的記載。朱學逵是1964年從北大中文系畢業分配到中國作家協會的?！拔母铩敝凶鲄f最慘的“現行反革命案”就是朱學逵案。時隔四十余年，許許多多往事都已淡出，但朱學逵的音容笑貌依然如昨天一樣。

當初哭著喊著要革命的小屁孩，未及弱冠即莫名其妙地成了反革命，最終則成了不革命。直到這時，我才終于大徹大悟，痛切地感到自己走錯了路。不該卷入這革命大潮，或曰是非漩渦。不僅歷盡磨難，痛不欲生，而且庸庸碌碌，無所作為。

1976年，貴州銅仁地區松桃苗族自治縣牛郎區（轄今牛郎鎮、大興鎮和沙壩鄉），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特大冤案。該區以追查“反革命”為名，以群眾運動取代公安機關，采用五十多種酷刑，破獲所謂“反革命”組織36個，“反革命”組織成員1359人，涉及貴州、湖南兩省4縣；致死37人，另有263人被折磨致殘。

設計處的處長馬員生是一位資深共產黨員。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馬員生被黨派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他離家出走的日子，竟是他新婚妻子過門的次日。

我在看守所登記表所犯罪行一欄上寫了“思想犯”三字，想申明“思想無罪”。本以為要費一番口舌，但獄吏看了竟然沒說什么。大概他們根本沒聽說過“思想無罪”的道理，真的認為有些思想就是犯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