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立法頻仍，法令繁密，不論是婚姻、繼承、收養、遺囑，還是物權的所有、占有、轉讓，以及日常交易、借貸、租賃、合伙、委托、代理諸方面，都有法可依，發生糾紛、出現訴訟之后，司法官完全可以根據法律進行裁斷。

在正常情況下，諫議形成的政治壓力，也可以迫使君主追改詔命,這便是宋人說的“臺諫得以論奏”。

按宋朝司法慣例，一起徒罪以上的刑案未經錄問，不可以判決；即使作出了判決，也不能生效；如果生效，則以司法官枉法論處

他大概并不知道，傳統中國實際上存在過多個層次的法律考試。

中華文明在很早時候就發育出“疑罪從無”的司法思想，《尚書》說，“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宋朝人與現代文明國家，都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寧縱不枉”。

專制要想能夠有效、持久，就必須是理性化的，而不是無法無天的。吳鉤先生卻相信，凡是不讓皇帝及其臣僚越權違制的種種制度約束，不是“虛君”，就是“中國式的分權與制衡”、“立法民主”、“法制的意識”和“司法獨立”精神。他把他的這種誤解，賦予他所精心挑選的那幾個宋朝故事，從而發現了一個他理想中的并不專制的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