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等到犬只已傷人，再依照其傷害后果來懲治犬主的話恐怕就已經晚了，而且會造成“違法成本低”“執法軟弱”的情況。原因在于，還沒有一部全國性法律來確定非法養犬與不文明養犬的法律責任。然而，非法飼養禁養犬只或是養犬不拴繩的行為，其潛在的公共危害巨大，即便尚未造成嚴重后果，也應當比照醉酒駕駛、高空拋物，以行為犯論處，如此方能增強威懾力。

因與相親對象發生性關系而被判強奸坐牢3年的河北灤南人邸某，近日拿到了57萬元國家賠償。對邸某來說，冤案終于告一段落，但同時也證明，當初的有罪判決是錯誤的，是冤案。 從裁判文書網公布的該案一審判決看，判決書所列十多項證據，除女方的說法外，沒有證據能證明雙方發生性關系是違背女方意愿的。男方辯護律師提出了多項疑點，都沒有被采納。唐山市中院的再審宣布邸某無罪，充分證明當初的判決是錯誤的。 事實上，女性引誘男方發生性關系再以報警強奸威脅敲詐的“仙人跳”案件也不少見。日前最高檢發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一個犯罪團伙就讓團伙中的未成年女性以假裝醉酒、無處可去等借口引誘男性與其發生性關系，再敲詐勒索。該團伙在全國各地以同樣的手段作案8起，其中4起共敲詐勒索23.7萬元，實際獲贓款8.7萬元，還有3人被錯誤立案后拘留、逮捕。 英國哲學家培根曾經說過，“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被氐桔∧嘲?，相關部門應該追查公檢法三個環節中是否存在問題。如果辦了錯案，用納稅人的錢賠償冤案受害人就了結，責任人卻不用負任何責任，那“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就失去了意義。

若是從“有行為能力的成年人自負其責”之原則出發，對所謂勸酒行為，是應該做進一步解析的。開席，有人提議大家一起干一杯，算不算勸酒？口頭上的勸酒，如說一段祝酒詞，然后要求兩人干一杯，算不算勸酒？碰杯之后，說“感情深，一口悶”，或說“我先干為敬，你隨意”，算不算勸酒？這些是酒席上常見的場面，邏輯上當然算勸酒，但要求勸酒者承擔被勸酒者醉酒死亡的責任，是很苛刻的。因為被勸酒者是有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喝與不喝、喝多少，最終是由他本人決定的。至于說“盛情難卻”或“抹不開情面”而不得不喝，其實內心不想喝，那并不是物理性的強迫，不能界定為“強迫性勸酒”。 相對而言，灌酒則是物理性的強迫，被灌酒者若出現身體狀態，要求灌酒者負責是合理的。

全社會對“性騷擾”重視起來，警惕起來，是一件好事。但任何警惕與防備，一旦超過必要限度，就必然讓人感覺時時畏懼，處處掣肘，不光男人覺得不自在，女性權益也不一定能真正得到保護。比如，當一位女性陷入危險時，男性會不會因為害怕被說成是咸豬手，避免身體接觸，而逃避對其進行救助？“扶不扶”摔倒的老人居然會成為一種普遍的兩難，這個教訓應該是深刻的。

在喝酒這件事上，一個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本人最充分地知道自己的健康狀況、有沒有隱疾、有沒有服用不宜飲酒的藥物、酒量有多大等，然后自主決定飲不飲、飲多少。 某個人醉酒了，同桌人或店家當承擔合理的照看義務，應通知家人來接或送他回家，情況緊急時送醫或叫救護車。如果沒有盡合理的照看義務而導致醉酒人受傷或死亡，這些人就應該負上一些責任。因為當事人醉酒后失去意識，獨自行動會面臨危險，分配給同桌人或店家合理的照看義務是必要的。

個體將安全責任盡數交付給他人或是共同體，也是在貶低人之為人的自衛能力與自由權利，反向造成“保護即占有”“為了安全放棄自由”的后果。自由并不免費，它的必要條件是個體能為自己盡到多大責任。從這個角度而言，“自由只有收益而沒有代價，并且永遠有人為我的行為兜底埋單”注定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