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政法大學助理研究員施婧葳：在精神類疾患工傷認定中宜采取“相當因果關系”標準，即不苛求精神疾病發病和工作之間的必然聯系，只要求判明原因事實與損害結果之間在通常情形下存在可能性。 有人擔心，精神障礙的邊界過于開放，其治療手段有限、治愈標準模糊，如此均是問題。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海明認為，這更多是一個實踐尺度的把握問題。

被老板性侵這件事本身，并不能直接認定工傷。她需要提交醫療診斷證明，以證明性侵對她造成的傷害。接受了12次治療后，她拿到了確診為創傷后應激障礙的證明。 一位律師告訴她，“99.9%認定不下來”。但崔麗麗獲得了階段性“勝利”，拿到了工傷認定決定。 在小區里散步，看著嫩綠的葉子抽出來，又長成翠綠，崔麗麗有些失落：世界還在照常運轉，而自己停在原地。

從輕是在法定刑范圍內選擇較輕的刑期，比如法定刑3-10 年，可以從輕判3年，但不得低于法定最低刑。而特殊減輕制度中減輕處罰，可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俗稱“降檔量刑”。 刑法中這條旨在保留法官自由裁量空間的特殊減輕條款，在現實中卻因重重因素制約成為“沉睡條款”。

2022年5月起，?？谥性合群髮⒎稚⒃?起案件的48名被告人并案審理。2024年3月的一次庭前會議召開后，?？谥性洪_始拆分案件，原先合并后的一案又變為7起案件。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奮飛：“只有逐漸告別‘偵查中心主義’，處于后位的程序主體才能對不當偵查結論作出應有的否定性評價，并給予相應處置?！? 廣州大學教授張澤濤：并案與分案審理本質上是一個影響輻射范圍很大的訴訟行為，理應在立法層面予以明確，但截至今日，適用范圍、啟動標準、救濟途徑等細節問題還不清晰。

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可以為社會成員提供更為穩定、長遠的預期，避免政策制度隨意變動帶來的風險和損失。 既要加強制度建設，推動國家制度體系更加成熟定型，又要警惕制度泛化和制度機械化對人性的壓制。

基本上可以判斷，能對這種創作起決定作用的應當是人工智能技術，在利用技術進行創作之時，人類的貢獻并不顯著，甚至貢獻較少。 與其從著作權角度探討是否賦予人工智能生成物相應著作權，不如反過來從一種人類社會的普惠發展角度，并非特別關注是否賦予著作權，避免使之形成一種“權利壁壘”，反而更加關注是否能夠在人工智能技術的賦能下，增加更多泛娛樂化產品。

對于“情節嚴重”的規定，標準有所下調，將給專利權人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由“50萬元以上”調整為“30萬元以上”。對兩年內受過刑事或行政處罰后再次實施侵權的，再降低入罪數額標準。 將此前司法解釋中規定的罰金在違法所得數額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修改為“一倍以上十倍以下”。

當高速公路項目代表的公共利益與承包人的巨額經濟利益碰撞，受到多方壓力的地方政府“鋌而走險”，站在了“公共利益”一方。 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楊尚東：原審法院認定高速公路公司構成侵權，遵循的是“侵權—賠償”邏輯，重審改判遵循的是“侵權—公共利益抗辯”邏輯。

這條毒品走私線索牽出的嫌疑人，正是劉威的線人黃輝兆（化名）。 在全省毒情監測排名中，于洪區都是第一。這意味著“于洪區毒情社會面管控太好了，沒有毒品犯罪，導致（劉威）無法完成上級的打擊處理（毒品犯罪）考核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