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三十年的低息時代，日本銀行業凈息差持續下降，在2020財年以后降至0.6%。 利用西方金融機構因雷曼事件受到削弱而被迫縮減在亞洲業務這一事實，日本大型商業銀行集團加強了海外業務。如今，這些海外業務是大型銀行集團利潤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日本逐步推進金融放松管制，日本銀行業開始擺脫傳統銀行業務，轉向更多元化的金融業務模式。

中國互聯網產業的繁榮，是開放的結果。首先是對外開放。中國最早的互聯網商業模式是從國外傳入的，早期互聯網創業者包括一批海外留學歸國的中國學生，還有關注國外互聯網發展的有識之士。他們也吸引了大批的國外資金，投資中國互聯網市場。 還有內部的開放，也就是鼓勵創新，盡量減少管制。中國互聯網的發展，離不開一大批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中國互聯網產業發展之初，可以說是“野蠻生長”，基本上沒有事先的管制。

CITES大會上，以色列堅持主張，猛犸象牙的貿易應該受到管制，否則現代大象的象牙也會被打著“猛犸象牙”的幌子在國際市場上出售。不過，這一提案沒有成功。 現代象牙禁貿之后，沒有貿易制約的猛犸象牙的交易量開始激增。1997年猛犸象牙交易只有17.3噸，到2012年交易高達95噸，十五年間增加了約450%。 目前，打擊非法象牙貿易的最好辦法就是中國模式——高層重視、制定嚴格的國內禁貿法律、強有力的執法、輿論一致的象牙“去商業化”。

以反傾銷為武器，國產血液透析機生產商對進口商發起了一波進攻。與昂貴的機器相比，生產商從不起眼的透析管等耗材上賺取的利潤同樣豐厚，并且不用處處受到管制。這個捆綁銷售的模式之所以盛行，土壤則是公立醫院“以藥養醫”形成的利益同盟。

這是中國最大的兩個城市，人口數和出租車數量均最為接近，也實行著幾乎完全一樣的管制模式。但北京和上海一個飽受打車難之詬病，一個卻在業內被認為“管得最好”。很難說上海形成了一個“好”的市場，只能說眼下看起來“不壞”。雖然“管住了”，但是否“管得對、管得有效率、管得公平”，上海依然還在努力尋找答案。

如果中國繼續靠大資本、大項目、大企業，繼續以資源環境為代價推動經濟發展；如果我們對現在的政府管制津津樂道，認為還嚴得不夠；如果地方一味做大做強，只考慮經濟總量和財政收入……那么，經濟發展理論方面會形成一個典型的模式案例，即發展的“中國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