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住趙作海，記住趙作海案的教訓，是對趙作海們最大的紀念。這是存者之于歿者的意義。愿他安息。

趙作海的平反有一個偶然因素——亡者歸來。他的遭遇“推進了中國命案制度的改進，不再強求‘命案必破’，理論上會減少很多冤假錯案”。 11年牢獄生涯切斷了趙作海的社會化過程，那筆賠償款也沒給他換來安穩。他在人前活成“冤案受害者”，在人后像一個在原地轉圈的老頭。

只有真正落實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讓違法辦案人員承擔責任，付出代價，才可能避免今后類似的冤案再次發生。

“我的40歲生日是在獄中度過的，我對這一年并沒有特殊的記憶，甚至不記得有‘四十不惑’這個說法?！? 出獄之后他很快遇到更加棘手的問題：救命之恩，報到什么程度才能算報完？

我總是告訴自己，寫作才是終身志業，所謂“活著為了講述”。 幫助李錦蓮的老人們，秉持著“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知識分子傳統。劉長相信，無論做記者還是律師，都在繼承這一傳統。

這個秦始皇時期的冤案，頗能反映秦朝有罪推定、刑訊逼供、親屬作證的司法制度。 （本文首發于2020年9月10日《南方周末》）

聶樹斌案的平反用了22年，呼格案用了18年，佘祥林案時間短一點，11年，那是因為有“亡者歸來”。為什么我們不能在同一代人的時間里解決呢？ 張玉環案得到糾正，這26年中，司法系統內是一個人，還是一群人在推動？他們是誰？面臨哪些壓力？怎么糾正的？ 司法權與司法機關內部行政權的矛盾，其實是司法改革的主要矛盾，也是冤假錯案“隔代糾正”現象不能根除的真正障礙。

4個月過去了，許金龍慢慢習慣了關燈睡覺，也習慣了用筷子吃飯，但仍然不夠靈活——二十多年沒有用過了。

“這里六萬塊就能買一條命，你信不信？”我本以為，一個已經“平反”的冤案，應是皆大歡喜的。后來，我明白了，一個人成了蓋世英雄的代價是，只有同歸于盡才能幸存。于是，越是到故事的結尾，英雄就越脆弱，需要人來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