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從次貸危機爆發初期的反應滯后到危機爆發后亡羊補牢，其快速識別和研判風險，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雙管齊下果斷對沖風險的經驗值得借鑒。 在“政府收儲”模式下，西班牙政府的干預主要是迅速切斷房地產危機向金融體系蔓延的傳播鏈條。同時，政府的初始資金規模相對問題資產規模較低，且基本采取市場化手段對問題資產進行消化。 新加坡政府陸續推出包括暫緩土地出讓、給商業工業房產提供回扣、產業稅回購和救援配套等措施。

根據十二五規劃，2011-2015年間，深圳計劃新增籌建保障性住房24萬套，計劃竣工數為21萬套，結果只累計竣工10.2萬套，僅占計劃竣工數的49%。 “十三五”期間，深圳預計全市住房保障租購需求約為43萬戶。其中，戶籍中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5萬戶，低?；虻捅＿吘壢后w1萬人，以及新引進人才約38萬人。 要想學習新加坡，關鍵還是考驗政府決心的問題，就是有沒有“投入資金建設真正的公共房屋，給低收入階層解決住房問題的決心”。 （本文首發于2020年9月10日《南方周末》）

李光耀的去世，使他本人和與他密不可分的“新加坡模式”再度成為中國民眾熱議的話題。

城市國家新加坡的發展和治理還是能提供某些有意義的經驗，例如，政府應該慷慨與民分利。在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要穩定民心或者得到人民的支持，必須讓人民獲得經濟發展的紅利，他們盡管不搞福利社會，卻能夠采取切實的措施增加人民可支配的財產。

新加坡公積金是一個自助的社會化基金，繳存人可以自主決定一部分公積金的投資方向，其風險和收益自負。親人之間可以相互代繳代還公積金。通過這一制度，新加坡政府不用通過稅收手段和財政資金，便解決了國民的社保問題。

20 年間，從新加坡借鑒過來的中國住建制度的演變，與中國房地產業的發展相輔相成，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后者的市場化，也促成其繁榮。當今天，新加坡模式日漸式微，決策者們必須開始反思。讓我們再次把尋求答案的目光投向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