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佐臨到鄭大圣，這一個電影家族的傳奇，可以作為電影戲劇史上的一段佳話，其中浸透著一部中國近代史，也體現著若干代知識分子的情懷用心。 對于歷史——當然也包括家族史的強調，有時候是一種資源，有時候也是一種負累，一種指向自身的約束。如何在時代里游泳，又能在自己電影家族的文化傳承里獲得自洽，這是一種古老的考驗。

在近代史研究中，書信作為數量龐大且十分重要的一種史料，多可供研究發覆者，然所記雜糅隱諱，多有非箋釋不易解者。

黃任恒首列《易經》“元亨利貞”一則，駁儒家諱言利之傳統，直言“義中之利，必當和而布之天下”，既為家族米業正名，亦暗合近代商人階層崛起的時代脈搏。

清朝則無法把握住自身所具備的自然資源稟賦所帶來的貿易優勢進行深入發展，逐漸在近代中俄貿易中被淪為國際貿易垂直分工中的下游國家?！爸袊禺a的茶葉摧毀了中國的商人”這一歷史現象，值得深思。

到兩晉南北朝前后，出現了按配比把生鐵鐵液灌到熟鐵里面，中和生鐵和熟鐵的含碳量，直接得到鋼材的灌鋼技術，被南朝梁的道教宗師陶弘景記錄下來。后世的煉鋼技術直到近代為止，都與灌鋼原理相同，可以說南北朝的灌鋼技術，已經接近古代煉鋼技術的高峰。

蕭穆對世界的廣泛興趣及其堅持書寫的恒心，最終使《敬孚日記》成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重要記錄，也堪為近代掌故淵藪。以蕭穆為代表的這類“獨立記者”，是近代值得關注的特殊讀書人群體。

重新理解亞洲，反思19世紀以來用否定性論述讀解東亞近代史的定式，以及“西方‘發現—占有—殖民—發展’其他地方”的殖民現代性敘述 （本文首發于南方人物周刊）

誰釀就了17世紀的這場總危機？如果將這場“總危機”拆分為“氣候變化”與“人類活動”的話，那么可以說，氣候變化對人類活動的影響是顯著的，“人類活動影響氣候變化”則只能稱為近代科學興起之前的神秘主義。進一步說，氣候變化對人類的直接影響是饑荒、瘟疫、地震的“一次打擊”，而繼之而來的戰爭、革命、叛亂就是“二次傳導”了。從這個意義講，氣候變化確實是在重塑人類文明。

李秉衡誠為當時公認的“君子”，徐賡陛也是有能力的干員，他們在阻礙近代工礦企業發展方面出奇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