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在父母保護中生活的精神病人，當父母年老逝去，她要如何度過往后的人生？

兩起事件的真相仍然有待調查與公布，關鍵在于強制送診、強制住院是否符合法定程序，醫生的診斷和治療是否符合專業標準。相關部門應及時調查并向社會大眾公布真相。而在呼吁恪守職業倫理與法定程序之外，公檢法機關還應對查實的“被精神病”案件的相關責任人予以嚴懲，如此方可以法律的威懾力來壓住人性之惡，保障正常人與精神病人的合法權益。

為了第三次將唐陽送進醫院，父親唐敘謹選擇了欺騙?！八@個人好吃，說去參加婚宴，他也就同意了?！? 精神衛生法出臺 12年了，“精神衛生法第一案”當事人徐為也出院8年，但時至今日，精神病人出院并沒有像法條規定的那樣順利。

指定法律援助律師的立法本意是為了保障被追訴人的辯護權，但“占坑式辯護”使該制度出現了異化。 針對未成年人，盲、聾、啞人,精神病人以及可能面臨死刑、無期徒刑的人,即使被追訴人拒絕律師辯護，也應為其指派律師，這種必要的“法律家長主義”也是國際通行做法。

對于是否存在家暴、誰在出軌、誰有精神病的描述，屈艷和丈夫淵強持不同說法，唯有在被精神病院強制收治和求助無援上，夫妻二人均感受到了相同的無助與憤怒。

某些精神病人的意識已不受社會和教育等各種觀念所限制，他們的思維模式當中不存在“正常人”所謂的思維框架，有著各種“正常人”看來出乎意料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精神衛生法規定，鄉鎮政府和街道辦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組織開展預防精神障礙發生、促進精神障礙患者康復等工作。但在現實中，鄉鎮和街道一級，很難有精力和財力開展精神障礙患者的康復、照護等工作。

我想起了我接觸過的視障者、智障人士或精神病人，他們作為弱勢的群體，在采訪中，我常常感受到他們身上的難，感受到他們想要被看見，被接納。如果更多人“看見”他們，會不會少些悲劇呢？

2020年10月21日，四川省隆昌市一審法院并未支持索賠醫藥費的主張，認為“社會捐助已彌補”，一時間輿論嘩然，網友追問：“大眾的愛心能為侵權人埋單嗎？” 這場官司背后，是被忽視的農村精神病人，在社區的安全防護網失效后，終釀一場悲劇。悲劇發生后的五百多天，兩個家庭都深陷困頓、無助和憤怒中，倍感煎熬。 包括黃守方在內，沒有人察覺王麗云病發的蛛絲馬跡。村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依照隨訪要求，事發前十余天，他見過王麗云，“狀態挺穩定的”“病發可能是天氣太熱的緣故”。 對于兩個家庭，這五百多天，煎熬已是一種常態。小雨家打官司索要的18萬賠償包括醫藥費等多項費用，但在言談訴說中，更像為了緩解這個家庭對孩子未來怎么辦的焦慮。 （本文首發于2020年11月12日《南方周末》）